自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初女真军队攻陷汴梁(今河南开封),俘获宋朝徽、钦二帝北上,至1234年金哀宗自缢于蔡州(今河南汝南),秦岭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被金源王朝统治时逾百年。其间,由于宋金政权长期对峙,南方社会对北中国土地民众的境遇,颇多隔膜甚至误会。譬如大诗人陆游笔下的北方,即常存捕风捉影的有意失真之处,而出使过北方的范成大,在诗文中片面放大北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历史的事实是,金源治理中国北方,基本上保持了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经济也得到一定发展。《金代科举与文学》以科举为切入点,详细地考察了金源王朝治理北方中国的文化侧影,重点关注了科举对文化家族形成与延续的影响,科举对士林心态的影响,科举对文学体式、风貌与具体成就的影响。
金源王朝的治理者们对于推行科举,规划甚早、关注甚切。天会元年(1123),金太宗即正式设科取士,当时金源建国仅仅八年时间,金与辽、宋攻伐犹酣,胜败未定,但是女真高层已经着手布局科举,可见其经略天下的雄心。其后,金廷不断对科举措施进行适时的调整,诸如“词赋”“经义”“策试”等科目的存废,进士录取名额的增减、女真族科考的创立等多项内容,表现出少数民族统治者不拘程式、唯才是举的开明态度。与科举制度相适应,金廷还广设学校,天德三年(1151)“始置国子监”,大定六年(1166)“始置太学”,大定十六年(1176)又增设府学与州学,朝廷还鼓励有条件的县自主设立县学,这就使金国民众有了更多接受教育的可能。
《金史·选举一》有云:“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官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所无者。”金廷治理北中国期间,许多重要部门首长均由科举选拔而来,以至于“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甚多”(《金史·文艺传》)。金末元初的著名文人王恽也说:“金源氏倔起于海东,当天会间,方域甫定,即设科取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百余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金廷以一个边疆民族政权,坚定持久地维护和传承了中原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既培育了一大批国家治理人才,也有助于传承中华文化,还使得女真民族的文明程度得到空前的提升。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科举制度的实行,就是推动女真民族走向文明的重要举措。金廷不仅在女真族聚居活动的地区专门设置了女真学校(包括国子学、州学、府学等不同层级),“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金史·选举一》)。大定四年(1164),又专门设立女真进士科,将女真民族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出来教育,并鼓励他们去参加科举考试。金世宗、金章宗还组织著名学者将《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与《史记》《汉书》等史部要籍翻译成女真文字,甚至下令,女真贵族如果不学习儒家经典,就不准袭爵任职。于是勇猛凶悍的猛安谋克竟然不再愿意马上杀伐,转而以考取“进士”为最大荣耀。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朝廷又下令将弓箭、击球等游牧民族的看家本领从女真进士试的内容中删除,这更加速了女真民族弃武向文的进程。只有文化的进步才能让一个民族真正兴旺发达,只有文化上的接近才能让兄弟民族真正融合成一家。女真民族后来化整为零,深度融入中华大家庭中,就是由于文化的慢熬之功,而科举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