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也只能是这本小说集的作者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践行着一种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式的生活，就是说过得比较穷困潦倒（这是真的），穷困潦倒的另一面意味着被更少的东西束缚，让你可以把绝大多数主要精力花在你所真正有兴趣的事情上。在这一点上我显得有些激进，也可以说是缺乏耐心，对于那些看起来对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帮助的事，我显得深恶痛绝，不愿意浪费一点儿生命。我希望并且尽力让一切“绝对有意义”。说是“我想做的事”，看起来好像很重大似的，其实只对我一个个体重要，也就没有太多诉说的必要。更何况现在的世界流行的是举重若轻，讲究姿态，绝口不谈你所做的工作，才是姿态好看的做法。体面是流行癌。于是我给自己找借口，我想讲的不是写作或是自己的工作，我想讲的是在这个绝望的时代，我所找到的一种缓解焦虑和对抗虚无的办法，希望可以让处在同样位置或逼近这种困惑状态的人有些启发。

    当然试过很多种。读伟人传记、跑马拉松、学习、赚钱、花钱以及一些不方便公开透露的方法（这不是真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当我发现我获得了一种总能透过表象看本质的本领时——不得不说它来得过早，一切在我眼里都丧失了乐趣。在日常生活里，我找不到从事这些重复的事物绝对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之外，我看不出绝大多数工作需要被进行且是由我这个个体来投入的必要性。简而言之，我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生活下去，甚至是存活下去，但是，这一种和那一种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作业细分极致、工作价值被无限拔高、消费主义成为吊在整个时代面前的那颗胡萝卜的这个时代，我感到不知所措。更不谈生活在这片土地你所经历的荒诞如何悄无声息地水涨船高，你既想摆脱现实，又不得不面临一种躲进个人造就的虚拟现实中的孤独。被虚构出来的工作成就蛊惑了绝大多数人，令他们变得面目难辨，人们很少有空隙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究竟是不是你渴望的自我实现。然而说自我实现都太功利了，显得人这一生就必须要做点儿什么似的。当然不是这样。作为以赛亚·伯林的信徒，我只是盼望在真正的多元主义实现之前，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能力、有愿望，仔细地想一想。

    这当然都是痴心妄想。然而文学的作用是容许一点儿痴心妄想。这就还是得说到我的工作。我坚持认为这是我的工作，而不是业余爱好，是因为我以作为一种职业的强度和态度在进行这件事。其实经常地，它已经超越了一份一般意义上职业的包容度。当然了，我挺喜欢做这件事的，可能也有些擅长。但让我无法抗拒地去做这件事的主要原因还是，这是我目前找到的唯一一件可以缓解焦虑和对抗虚无的办法。这对我来说是一剂解药，我不得不服。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觉得自己相当幸运。去年我在复活节岛，岛上百无聊赖，我每天就和民宿的义工聊天。他是智利大陆人，在岛上打零工，我管他们这种人叫岛漂。他非常神奇地识得许多中国字，还会给我说文解字，只是不懂发音，只会写。原来他曾经在日本待过两年，是和寄宿人家的教授学习的中国字，所以他学的其实是日语。我在路上经常能碰到这些把自己四处放逐的人，这个小伙子也是如此，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去塔希提继续岛漂。由于工作不顺，我显得非常焦虑。我其实并不想和他聊天，是被迫无奈地社交。他问，你为什么一脸不高兴。我解释了一下原因。他说，你已经找到你的目标了，只要去做就好了，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呢？

    我哑口无言。

    我当然可以说，人有向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再次发问的需求。也可以说，适度的焦虑是一种迫使你不断前进的良好状态。但我知道这其实都是狡辩。我必须也只能有一种礼貌的方式回答他，是的，你说得对，我已经非常幸运。

    而选择意味着责任。由此，我必须也只能有一种谦卑的方法回答这个题目，我是这本小说集的作者，也只能是这本小说集的作者。

    这本小说集是我这几年来陆续写就的作品。当然，我更宁愿称之为练习。它们风格不一，写作动机不明，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之前的写作观念的表达。它其实是一种在许多人看来有些封闭乃至消极的观念：文学可以委身于仅止是一种游戏。它不需要承担太多太重的东西。但这一两年来，我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所以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观念表达，并不是一种表达的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