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雄豪杰望女界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这两句诗中的“子”作“子女”讲，具体指的是先生的爱子海婴，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诗无达诂，若将“子”解作“女子”，岂不是也能说通？司马迁笔下的项羽被围垓下，心知大势已去，唱出了一句“虞姬虞姬奈若何”，显示了“力拔山兮”、不怒而威的西楚霸王，内心原来还有极其柔软的一面。太史公这样写，非但没有减损项羽的盖世豪气，反而使他的英雄形象显得愈发真切感人。由此可以理解，在古代书写英雄心曲的诗词中，一旦出现娇媚女性的身影，何以往往会给英雄增色生辉。谁能否认，苏东坡的一句“小乔初嫁了”，曾让多少人对雄姿英发的周瑜羡慕嫉妒；辛弃疾的“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歌儿舞女的入词，更使作者报国无门的痛楚显得愈发深沉，其心系国运的英雄形象也因此显得更加伟岸。以上所述为英雄书写中出现一抹红妆的情形。如果反过来，在古代中国绮错婉媚的女性题材作品中，让刚强有力、壮怀激烈的男性英雄闪亮登场，情形又当如何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三种“奇效”。

    一是家国情怀的植入。古往今来，女性题材作品大多描述的是爱情婚姻内容。“女为悦己者容”的俗语，如果换以《诗经》时代的古老语言，便是——“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中的女子浅吟低唱道：自从思念的人儿奔赴东方战场，我便无心梳妆了，头发乱得像蓬草。我哪里是缺少什么膏呀脂呀的化妆品？他不在身边了，我打扮好了给谁看呢？出自《诗经·卫风·伯兮》的这几句诗，写出了这位女子心心念念全在爱人身上的一腔痴情。诗歌一共四章，诗人用了三章的篇幅反复渲染女子的离别之苦与相思之痛。如果只是一味表现离愁别绪，仅凭“首如飞蓬”之类的别样表达，此诗便已能在古代诸多的“闺怨”诗作中脱颖而出了。但诗人并未将笔墨止步于女子的别情，而是在诗歌的首章，便以女主的口吻，将男主直接推送到读者的眼前——“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男主手执长殳莫，威风凛凛，在战场上冲锋在前，英勇作战，是国家的杰出人才！这样的勇士，不正是孔子所颂扬的“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爱国英雄吗？能被如此英雄爱上的，该是何等靓丽的女子？在英雄形象的衬托下，思妇即使“首如飞蓬”也依然光彩照人，读者不仅能够想象出她的外表美，更能从她“谁适为容”的坚贞不二中感受到她爱家爱国的心灵美。男主在诗中彰显着战争、国家等宏大题旨，彰显着牺牲、奉献等崇高精神，他为这首哀怨的小诗植入了家国情怀，平添了壮美与阳刚，映衬出了女主的思想境界，这应是此诗超拔于一般“闺怨”诗的关键所在。

    二是抗暴意识的植入。在《伯兮》的人物关系设定中，男主之于女主而言，当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女主的确存在一个“为王前驱”的英雄丈夫。但在汉乐府名作《陌上桑》中，“高大上”的男主却是女主在万分危急的情势下急中生智虚构出来的。女主秦罗敷是一个乡间的采桑女，“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正植妙龄，美貌惊人。当地太守垂涎于罗敷的美貌，上前搭讪调戏。罗敷严正拒绝，宣称自己已有夫婿，并用了18句诗（占了全诗三分之一的篇幅）盛赞夫婿。究竟是罗敷“夸夫”的哪些内容，转化成了“击退”太守的“利器”呢？

    笔者以为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夫婿颜值高，仪态美，所谓“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罗敷以此暗骂太守面目可憎、行为猥琐。其次是夫婿英姿勃发，骑术超群，武艺高强。从他腰上挎着的“可直千万余”的宝剑，可知他身手不凡，足以一剑封喉，力杀顽敌。罗敷以此警告太守，虽然我丈夫没有你官大，但你如果敢对我非礼，我丈夫一定会施展武功，报仇雪恨！以上两点，特别是后者，对太守造成了强大的心理震慑，他因此灰溜溜地收敛色心，狼狈而退。罗敷滔滔不绝的“夸夫”，实际上反映的是被侮辱被欺凌的弱势民女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的呼唤，期盼他们严惩那些欺男霸女、为非作歹的官场败类！而太守最终未能得逞的完美结局，则显示了罗敷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无需所谓夫婿相救，单凭一己之力就已完胜太守，俨然已是抗暴女杰！

    三是殉道精神的植入。《伯兮》与《陌上桑》的女子与英雄，均为亲密爱人的关系。但在明传奇《桃花扇》中，抗清英雄史可法，与女主——秦淮名妓李香君，却既非爱人知己，也非亲朋故旧，在全剧中甚至连一面之缘都没有。众所周知，《桃花扇》堪称鸿篇巨制，全剧共有40出之多。观众不仅从中看到了李香君、侯方域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看到了马士英、阮大铖的弄权丧国，更看到了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将士气壮山河的抗清义举。孔尚任通过精妙的处理，让李香君与史可法这样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人物，分别在第22出《守楼》、第24出《骂筵》，以及第35出《誓师》、第38出《沉江》，制造了全剧交相辉映的四次戏剧高潮。李香君不肯嫁给奸党田仰，为了守住忠贞爱情，不惜以死相拼，用头撞壁！后来又拼着一死，“做个女祢衡”，骂筵声声，痛斥权奸！史可法则在寡不敌众、城池难守之际，仍然号召兵士顽强抗敌，“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扬州城破，北兵过江，得知南明半壁江山已然不保，他毅然选择屈原式的沉江，壮烈殉国。李香君与史可法，是矗立在《桃花扇》一剧中的两座义薄云天的精神高峰，他们均以蔑视死亡、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推动着剧情高潮迭起，惊涛拍岸。可以说，在孔尚任的笔下，李香君实际上就是女版的史可法，是《桃花扇》中的巾帼英雄。正是有了史可法壮烈殉国的映衬，才使她在生死线上的反抗权奸，特别具有了一种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殉道精神。

    “与其以贤母良妻望女界，不如以英雄豪杰望女界。”20世纪初柳亚子的这句话，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男性知识分子对女界英豪的期待与呼唤。“与其……不如……”的表达句式，大有将“贤母良妻”与“英雄豪杰”两种身份对立起来的嫌疑，并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古代女性依附男性的文化传统，以及女性英豪较为稀缺的客观现实。但毕竟，我们还是能在《伯兮》《陌上桑》《桃花扇》等作品中，看到那些似乎专属于男性英雄的文化符号——诸如“家国情怀”“抗暴意识”“殉道精神”等，已然成为女性形象内涵的美好标识。在这些作品中，作家赋予男性英雄以如下艺术功能，即让他们把原本属于男性世界的一顶顶桂冠，转而授予那些不让须眉的非凡女子。这说明在古代中国的文学苑囿，“以英雄豪杰望女界”早已是一种绵延不绝、摇曳生姿的写作传统。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英雄，除了不问出处，还应不问性别，过去曾如此，未来更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