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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7月26日 星期三

    娱乐至死

    季栋梁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7月26日   03 版)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尼尔·波兹曼在他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中如是说。

        三十多年后的现在,社会正在按照他的预言义无反顾地奋勇前行。打开电视机,抗战剧已被广泛地定义为抗日神剧,过分地夸张倒也罢了,还选了那么多美女,戏份还很重。想想抗战时候,中国妇女大多数还都裹着小脚在家相夫教子。还有谍战剧、穿越剧、宫斗剧……再看看伦理剧,不是后爹、后娘、前夫、第三者、婆媳矛盾,就是揭秘儿女隐秘身份、财产纷争、前情后仇……通过迎合人性中某些低级趣味,渲染着炫富、拜金、私情,可谓家丑外扬,春光乍泄。至于娱乐节目,更是嘲讽化、戏谑化、弱智化、丑角化、畸形化,自我污辱,还连累父母家人,语言甚至泛色情化。几乎都是带着一种恶搞精神,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恶搞的,文化沦落为精神枯竭的荒唐的滑稽剧,完全丧失了伦理道德的底线。一日坐在一起的人说起重口味,说得很暧昧,我说要说真正的重口味,打开电视看吧,电视剧、娱乐节目那才是真正的重口味!在一切都可以娱乐的时代,文化正在成为重口味牺牲品。因此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写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这种文化从电视进入手机,让人们接受得更为便捷。地铁、公交、电梯、景点、路途……低头族成为一个最为庞大的族群,手机成了第二生命。公交车上来一群学生,人人都在玩手机,不再有少年的推搡戏闹;一个女人抱着小孩在桥上用手机拍摄洪水,结果孩子掉入滔滔洪水,手机却攥在手中;红绿灯前,行人和驾车者都低头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新闻报道一对夫妻因为沉迷手机竟然打出了人命……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而你通过手机点击上网,广告和色情链接就像病毒一样纠缠,简直让你无法查看想看的东西。公交车上,旁边一位学生在手机上浏览网页,全是18岁以下禁的图案,霓虹灯一样闪烁,与其说是“禁”,不如说是“惑”,而另一边青年则在打游戏,前面的中年人在看搞笑视频,整个公交车成了这种文化的载体,人们都很快乐。

        我想到有一次在应酬桌上,有一人自称自己是个电视控,说如果电视节目一分钟还没让她笑,她就换台,让她笑了,她就继续看。我说你正在成为一个低级趣味的人。她理直气壮地说有什么不好呢?!三十多年前,波兹曼就尖锐指出:“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痛苦。

        《娱乐至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媒介生态学专著之一,主要以三十多年前美国现实社会为例阐述媒介对社会生态的意义,他提出“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理论,认为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控制着我们的思想、精神、文化,构建着我们的公共话语,定义现实世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所阐述的所有观点正成为他所担心的现实,不仅是美国,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电视、手机、互联网的影响下走上了娱乐化的道路,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我想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理性的传统,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娱乐和成功。像我这样的人,一心要维护书本和阅读的价值,在这个时代只会显得越来越奇怪,不是错误,只是不合时宜、古怪,但我仍然不断尝试。”美国学者马克·鲍尔莱因的担忧,不是耸人听闻。正因为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将每年的4月23日设为“世界读书日”。

        波兹曼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报道称,2012年,中国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北欧国家国民每年读书24本左右,几乎是中国的6倍。美国人年均阅读7本书,韩国人11本,日本、法国国民每年读书数量在8.4本左右,新加坡5本,中国的国民人均读书数甚至还落后于泰国的5本。从种类上看,美国整个图书市场销售的图书,40%是虚构类的小说。法国、德国、英国的情况也同样,35%到38%是都小说类。中国的畅销书大部分都是食谱、养生指南、教辅、育儿手册、惊悚及言情小说。长此以往,或许“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这副曾经家家院门、中堂挂过的对联,或许还会出现在院门、中堂之上,但也只是和画满各种符号的装饰材料一样,成为一种装饰材料。而“腹有诗书气自华”,也仅仅是一句古话而已。

        波兹曼在另一部著作——《童年的消逝》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他说的“童年”不是指特定生理年龄,“童年的消逝”也不是指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我想长此以往,人类“童年”或将真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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