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纠结

    抽烟和戒烟，大概是烟草进入人类生活以来人类最为纠结的话题之一。即便大科学家，面对这个话题也是左右讨好：伦敦大学的赫克斯利教授，有一次演讲时，先讲烟草是毒害，今生决不与烟草打交道。让反对吸烟的听众大鼓其掌；接下来又讲后来他跟吸烟的友人结伴旅行，也吸了几口，从此以为烟草真是好东西！于是主张吸烟的听众齐声欢呼。

    关于吸烟，赞成和反对的双方都振振有词，言之凿凿。

    赞成者说，烟草涉及数亿人的嗜好，一亿多人的生计，上缴财税名列前茅；尼古丁在世界范围防治鼠疫、霍乱和伤寒发挥过作用，烟碱对阻止年龄增长带来的多种疾病有效；抽烟会引起大脑愉悦的感觉，可以帮助记忆，是思想的助产士——“你的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抽烟会让男女皆时尚，酷，拉美几个著名的大胡子加雪茄不啻是性感的象征，等等。

    他们因此抱怨主流报道故意忽视了这些。

    吸烟也的确遗下了许多名人逸话：

    爱因斯坦就把烟斗与书和大树并列，作为牛津与剑桥的写照；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呼吁美国人民“不给钱，就给烟”；二战，美军司令从前线写信给防长：“你问我赢得战争需要什么？需要香烟”——精神和肉体双重磨难中的军人需要对胜利的幻想；意大利的马志尼在被放逐中，面对突然闯入的刺客，静静地吸烟，并抽出烟卷请刺客享用。吓得那个刺客跪下谢罪。拿破仑也许口福有限：他得到土耳其公使送的烟卷，一口猛吸，给呛得怒吼“恶魔!”让人颇为遗憾，说他若懂吸烟，后来在圣赫勒拿岛，就可以此慰藉了。

    相对于政治家，烟与文人情调似乎更接近。

    烟常被看作是与酒、茶鼎足而三的清雅之物。清代文学家全祖望作了一篇《淡巴菰扼赋》：“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最嘉。岂知金丝之熏，足供清欢神效”；林语堂大讲了一番吸烟的道理：“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烟卷之于文人，几乎是一种道具。鲁迅画像中倘少了指间那一缕在沉闷中袅袅的青烟，真不知会少了多少神采；美国的爱默生和英国的卡莱尔皆自觉曲高和寡，唯彼此可为知音。好不容易见面了，却相对而坐，各咬烟斗，一语不发。直到握别，依然无话。正是咱中国北方大老爷们的表达方式：啥也不说了，都在烟中；最决绝的文人嗜烟如命，马克·吐温说：“如果天堂没有烟斗，我宁可去地狱！”

    然而，“吸烟有害健康”——不只是有害吸烟者还有大量无辜的被动吸烟者的健康——毫无疑问已经是经过现代科学验证的卫生常识。劝导戒烟并且在许多场所禁止吸烟，是社会文明水准日益提高的一个标志。

    这就凸显了烟草在当今社会的尴尬。

    其实，禁止吸烟，古已有之，且相当严厉：

    17世纪的各国君主几乎都禁烟。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会把吸烟者赶进空壁炉，以使他们的烟从壁炉烟囱排出去；罗马教皇乌尔班八世有谕：教堂是纯洁之地，严禁吸烟。违者革除教门；埃塞俄比亚国王下令割去吸烟者的鼻子；1634年，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因吸烟引起火灾，国王下令每月一次用挂着烟斗的绳子穿过吸烟者的鼻子，游街示众，并当场处死。

    后来，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波斯国王自已也吸上了烟，禁令才不宣而废，抽烟在各国渐成风气。

    健康和享受常常是一对矛盾：贪图享受，有可能损害健康；注重健康，难免牺牲若干享受。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为给烟草业找一条新路子，有人动了许多脑筋：高大上的诸如研究对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有缓解作用的卷烟新品种，添加药物，降低卷烟中的焦油，使之具有预防、缓解、治疗某些疾病和保健的作用——似乎未见公认的成效；简单些的则有“抽”而不“吸”，让烟香只在口腔中打转，充分领略烟草的醇香之后，便从口腔或鼻孔中呼出，并不吸入肺内——以我的经验，这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生活中这样的相互对立而又谁都说服不了对方的事，并非只有烟草。只不过烟草带给人们的，除了纠结，还有一种纠结的趣味：“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是戒烟。我都戒一千次了！”马克·吐温借抽烟对理性的揶揄就颇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