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人钱纳水

    “九头鸟”是人们对湖北人的一种称呼，查相关辞条解释：所谓“九头鸟”又称“九凤”，是神话传说中的怪鸟，其身有九首，为战国时代楚国先祖所崇拜的一种神鸟。这一称呼承载了多元而复杂的况味，鄂人不简单。比如中国共产党先驱人物之一、江陵钱纳水的一生就有多重身份，系中国社会转型和过渡时期的一种代表人物。

    钱纳水（1892—1974），原名铁如，字纳水。留日“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元勋之一。钱氏1906年与胡鄂公等曾发起“辅仁社”，翌年留学日本，先入宏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期间加入“共进会”，旋又参加“同盟会”，皆以反清为宗旨。1910年钱氏回国考入北京高等实业学堂矿冶科，翌年在保定参与成立“共和会”，并负责北京分会的筹备事宜，被推为会长；武昌起义爆发，其任北京革命军总司令。1912年初，其在天津任《大中华日报》编辑，未几在辛亥革命退潮中返乡经商，先后出任地方的局长和县长。

    经过数年蛰伏，1927年冬，钱氏与熊得山、宁敦武、邓初民、李达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任经理，从事以日文翻译社会科学理论书籍的出版工作。彼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和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以上海为中心涌起了进步文化人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宣传热潮，一些学者也麇集上海，以文字排遣苦闷。在此背景下，众多书局和报刊出现在上海，“昆仑书店”即其一。此后左翼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至1930年5月，钱氏又与宁敦武、吴黎平、杜国庠、李一氓、艾思奇等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其宗旨是“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发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底成立及其纲领》，《新思想》第7号，1930年7月1日)钱氏更被推为其出版部部长。同年秋天，钱氏又秘密加入营救被捕同志的“中国互济会”。“九一八”事变后，钱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述期间，钱氏还著有《社会运动史》，并译有《社会科学概论》(与李达合作)、《唯物史观经济史》(与熊得山、施复亮合作)、《西洋哲学史》(与熊得山合作)、《新经济学之任务》等。

    钱纳水后来蜕变为国民党大报的主笔，是个不小的变化。那是1932年，钱纳水被国民党逮捕，至翌年获释，随后赴香港从事译著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纳水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即作为撰稿人，为各报供稿。期间他还曾主持“孤岛”时期关于“鲁迅风”杂文争论问题的座谈会，创办油印的《战声》壁报。

    据当时“《正论》社”的李秋生回忆，彼时的上海，“新闻和言论是报纸的两大原素，如果说中央社上海分社是上海各报新闻材料的主要来源，那么《正论》社就是各报言论资源的供给者了”。《正论》由国民党驻沪专员（冯有真）办事处指导，社长为胡朴安，执笔人则有王新命、钱纳水等，他们所撰之社论，广泛供给《中美》《正言》《申报》《大英夜报》《大美报》《神州日报》等使用，其中尤以钱纳水撰文最多。此外，钱氏当时担任了《每日译报》的总主笔和总编辑。

    《每日译报》的前身是《译报》，系爱国报人赵邦杰于1937年12月利用外国商人名义在租界创办的，这是一份“以译载外电为主，有社论，但没有自己采访的新闻”的报纸，由于“它向读者透露了一些像南京大屠杀一类的重大消息”，结果仅出版了12期就被迫停刊(梅益《从〈新水浒〉想到〈译报〉》，《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钱纳水以及张宗麟、王任叔、平心、许广平等又另外创办了《每日译报》，它也挂有英商的牌子，由此取得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登记证，于1938年1月21日出版(程豪《记“孤岛”时期的〈每日译报〉》)。

    《每日译报》的董事会包括有孔祥熙、杜月笙等社会名流，以此解决了经费问题，随之不仅由四开版扩大为对开版，而且实行内容革新，据时任《每日译报》编辑的程豪回忆:该报“改版启事阐明的宗旨是:(一)维护中华的自由平等；(二)敦睦民主集团的邦交；(三)保护民主政治；(四)巩固集体安全；(五)主持国际正义；(六)建立世界和平。”于是，“改版以后，内容更充实，立论更为精悍有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主张抗战。如在1938年6月3日译载了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文章《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8月23日译载了斯诺夫人的采访文章《东战场上的新四军》，同时还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反对投降，抨击汉奸。如在1938年10月12日，报道了汪精卫在重庆对记者的一次谈话，内称“中国未关闭调停之门”，随即发表社论斥责这是松懈抗战精神。

    主持正义，向世界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如报道日机狂轰滥炸广州平民区（已炸死炸伤8000多人）、发表社论呼吁制裁日军使用毒气、揭露日军在华北采取毒化政策，等等。

    《每日译报》的上述言论，是包括钱纳水在内的一批上海爱国报人的集体主张，作为总主笔和总编辑，钱纳水当时的信念是只要坚持抗战，日本必将失败。此后《每日译报》据此而揭发汪精卫等的投降行为和心理，亟称坚持抗战，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命进行“调停”，由上海经南京赴武汉，许多外国通讯社对此加以报道，当时在《每日译报》负责编译国际新闻的梅益请示钱纳水如何处理有关稿件，钱氏不假思索，援笔写了一条标题，曰:《陶德曼奔走调停，汪先生见猎心喜》，两句话一语道破时局要害。后来李秋生也回忆说：《每日译报》的新闻标题，有长有短，前者有时使用十几个字的长行，“一望而知是模仿重庆《新华日报》的作风”，看来钱纳水是经常浏览和学习《新华日报》的，乃至该报“有一次征求读者，附送赠品，一种是《项英将军言论集》，一种是《新四军言论集》”(《忆上海孤岛悼纳水先生》，见《一个毕生为理想主义而奋斗的人》，钱纳水先生治丧委员会1973年刊印)。

    然而，在“孤岛”主持抗战舆论，势必要面对种种风险。由于时局恶化，租界将限制言论和新闻的通知不断发给各报馆，对此钱纳水与报馆同仁想方设法，“换汤不换药”。当时租界当局还不许刊载重庆方面的文告以及国民政府要员的言论，1939年5月，后方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蒋介石在训词中坚称要“抗战到底”，钱纳水闻讯决定刊登全文，请示《每日译报》董事会董事长徐采丞，即报纸可能面临停刊的风险。徐打丞思索片刻回答:“应该全文刊出，即使出事，董事会不怪你!”5月5日，《每日译报》《中美日报》《大美报》《文汇报》四报同时刊载了训词全文；10日，四报被停刊。19日，《申报》刊登《每日译报》的《紧急启事》：

    “顷接英领事馆通知，称奉英大使馆谕令，自今日起停刊两星期，本报遵谕，自今日起暂不出版，特此声明。”

    《每日译报》此后再未复刊。

    多年后，时任《文汇报》主笔的徐铸成先生回忆说：当年《文汇报》《每日译报》等“堂堂正正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宣传抗战，揭示敌伪的阴谋伎俩，宣扬‘孤岛’人民的爱国热情，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报刊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季鸾则于其生前也多次赞扬说：“上海‘孤岛’苦斗不懈的新闻从业员们是第一等报人。”(李秋生《忆上海孤岛悼纳水先生》)。

    “第一等报人”之中，有不少人最终倒在日伪特务枪下，如抗战胜利之后上海报业公会就曾公祭了15位上海新闻界的烈士——邵虚白、程振章、平祖仁、李骏英、赵国栋、秦钟焕、金华亭、朱惺公、周惟善、陈桐轩、朱鸿春、王安陆、吴鸿煃、张似旭、冯梦云；并表彰了13位“忠贞报人”——顾志武、吴成德、王培元、严宝礼、储玉坤、高季琳（柯灵）、闻天声、顾元、王锦荃、张一频、邵协华、章苍萍、焦超。钱纳水虽名不在其中，但并不逊之，当时《每日译报》的报馆地处爱多亚路英文《泰晤士报》报馆所在的同一大楼，一次汪伪暴徒潜入欲有所为，但因不熟悉楼内情况，使得钱纳水幸免于难。1939年年初，他的名字被列入汪伪特务的“黑名单”之中，闻之，其曰：“此身存在一日，我们还是我行我素。”(《我再进新闻界办〈译报〉的一段》，台北《报学》第3期)岂料1939年11月18日下午，钱纳水终于被汪伪特务绑架到汪伪特务机关的“七十六号”，在那里，特务多次逼他“招供”，但他坚不就范，结果竟被判“杀人罪”，幸好杜月笙闻讯指示徐采丞多方努力，钱纳水有惊无险于1941年2月被释放。

    “孤岛”上海，钱纳水“主持《译报》虽仅年余，但其冒险犯难致力于敌后抗日宣传之事迹及对国家的贡献，为全国各方所一致称誉。”(胡传厚《纳老从事新闻工作的刚毅精神》，台北《中央日报》，1973年7月30日)对于这一段经历，钱纳水晚年说：“‘孤岛’的风味，是值得留念，值得回忆的。”(《钱纳水回忆录》，香港《文学与传记》，1999年8月)。

    抗战胜利后，钱纳水先后担任过上海《前线日报》总主笔、南京及台北《中央日报》总主笔等。

    《前线日报》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的机关报，1938年10月在皖南屯溪创刊，其先后有屯溪版、上饶版以及“光复”后的上海版，曾有许多进步文化人参与编务（如张恨水等），中共秘密党员宦乡则曾任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抗战胜利后，该报迁往上海，由前第3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的马树礼为社长兼总编辑，钱纳水为总主笔。《中央日报》于1928年2月创刊于上海，后先后迁至南京、重庆、台北等地；该报1932年改行社长制，社长先后为程沧波、马星野等；抗战胜利后，该报总主笔陶希圣因经常奔走于南京与上海之间，因此社论交由王新命、钱纳水、杜衡等主笔撰写，陶希圣曾评价他们的笔风：“新命的火辣、纳水的老练、杜衡的细致，各有所长。”

    1949年初，“中央日报社”迁台，总主笔仍为陶希圣，但他一直到同年年底才抵台北，因而该报的总主笔职务即由钱纳水担任，而王新命、杜衡、殷海光等均为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