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与跨文化学在中国

    跨文化是桥，但我们不能在桥上过日子，要通过跨文化之桥，深入到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中去，这就必须有跨文化视野下各学科、各专业的研究著作，而《跨文化研究》丛书正是这样的新著。

    丛书主编之一的金丝燕教授一再说“跨文化学的发生地在中国这是一件大事”。是啊，近现代以来，哪一门全球性关注的新学科首先在中国建立呢？

    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我想有三个因素。第一是历史因素，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第二是时代因素，一百多年前，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时候的所谓的“世界”就是指欧洲，这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是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而今天，这个关系发生了变化，今天的欧洲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探索和最落后的顽疾，最成功的发展和困难的问题，最深层的痛苦和最伟大的梦想，我们都有！矛盾集中之地也会是机会集中之地。第三是人的因素，就是最前沿的跨文化研究者队伍的结集。

    是中国跨文化学科的拓荒者乐黛云先生，在中国举起了跨文化这面旗帜。在这门学科的创始阶段，有两次重要的结集，一次是1996年乐黛云先生建立中国文化书院的跨文化研究院并在南京召开跨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此后有了中法合作的《跨文化对话》论丛，有了《远近丛书》。金丝燕教授就从那时起一直站在乐老师身边，跨文化是桥梁，金丝燕是桥中之桥！中法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合作与融合，金丝燕教授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再一次就是2016年，就在北京师范大学这个跨文化学的基地，不光是乐黛云，更有了王宁、李国英、董晓萍、王邦维等一批优秀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丛书的的新书发布会上，年迈的汪德迈先生在座，他是我们的这个领域、这个队伍里的老前辈，四分之一个世纪前，1991年6月，中国文化书院就有接待汪德迈先生夫妇的记载，座谈中法文化交流和中法文化比较研究。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不可能再在跨文化研究的与会者名单中出现了，就是汤一介先生。跨文化学能以中国为发生地，与汤一介先生是分不开的。在做文化团体的个案研究中，我发现中国文化书院在汤一介先生主持下，在80年代就具有跨文化研究的眼光和特性。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是全国著名的文化团体，在当时就提出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的口号；编辑出版了《比较哲学》《比较美学》《比较文学》《比较方法论》《比较史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伦理学》等教材；举办了为期两年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有12000多名学员参加；出刊了《中国学导刊》，每期寄送给19个国家的1100个研究机构和学者；等等，可见30年前，汤先生领导的文化书院就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展现中国文化本位的。

    同时，我们还看到汤先生本人对跨文化研究的三个方面的关切。首先是文化的互视，这主要是要破所谓的“中心论”，在近代以来的时代背景下当然首先是破“西方中心论”，但在学术研究中也要破“华夏中心论”。记得汤先生和季羡林先生联合主编《中国佛教史》时，他们认为已往的“中国佛教史”往往只是汉地佛教史，不能反映中国佛教的全貌，因此，确定的编写原则，除了写汉地佛教，还要包括“藏传佛教”“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西夏佛教”“敦煌佛教”“西域佛教”“佛教东传”等部分。

    其次是在跨文化视野下的学科发展中普遍理论的建立。1989年，中国文化书院和美国新基督教研究会联合主办“中国宗教：过去与未来”研讨会，这个国际研讨会的出发点是要回应马克思·韦伯在其名著《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儒道合一的传统与现代性的负面关系的权威论断。我们知道，在20世纪思想的海洋里，韦伯是一座雄伟的冰山，因此我们更有责任来回应中国文化的时代性问题。汤先生在会上除了发表论文外，作为会议主席，他作了主旨演讲，专门提出：哈佛大学张广直教授预计“社会科学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过去一两百年是西方社会科学旺盛的时期，而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都是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他们对东方历史的知识是比较贫乏的。但是中国历史记录十分丰富，近年来中国考古发掘的材料也十分丰富，如果能在充分研究和吸收西方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历史材料，将会大大丰富和发展当今的历史理论，得出一些新的更加普遍适用的社会科学法则来。汤先生认为张广直教授的这一看法很有意义，在全球视野背景下的中国宗教的历史研究，应该能提出一些新的更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上世纪末，汤一介先生又在国内率先提出“新轴心时代”命题，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新书就是《瞩望新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对思想界有深刻影响，但是世纪之交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界的“文明冲突论”的争论，还是现实世界中的反恐战争，都需要对轴心文明理论做出新的诠释和发展，这当然是跨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们从汤一介先生在跨文化领域的三种面向，似乎也可以看到这门学科发展的某种进程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