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哀思——痛悼王富仁先生

    2017年5月6日上午，八宝山殡仪馆竹厅门前挤满了人。有青年学生、中青年教师，也有耄耋老人——83岁的王得后先生，七旬以上的钱理群、赵园、吴福辉、温儒敏先生，已过六旬的孙郁、孟繁华、王培元先生……这些顶尖学人都怀着悲痛的心情，向王富仁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竹厅门前的横幅是：“沉痛悼念王富仁先生”。两边的挽联是：“文章千古事研习鲁迅风骨铮铮”“得失寸心知创新国学卓识炯炯”。

    富仁面容安祥地睡在五月的鲜花丛中，他太累了，需要长久地休息了。我和钱理群先生一起向他默哀，三鞠躬……

    文人之间的相识往往是从文章开始的。1980年10月前后，《文学评论》的实际主持人王信同志来到《鲁迅研究》编辑部的木板屋里，向我推荐说：“西北大学有一个叫王富仁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尤其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小说的比较研究连写了好几篇论文，篇篇有所突破，‘文评’已经发了两篇，不好再发，你们《鲁迅研究》能否考虑？”我连忙跟他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去，挑中了一篇与安特莱夫比较的文章。回去一读，被惊住了。深入细致，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确实新颖别致，堪称妙文。我立即写了初审意见，交给林非先生。他也觉得很好，批准发表。这样，王富仁这个名字就深印在我们脑海中了。

    和富仁见面，是在四年之后，文学研究所搬进新盖成的社科大楼时。那会儿，他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生，博士论文的第一阶段成果《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已经在《文学评论》推出，产生了很大影响。及至一见，发现他朴素得像一个乡村教师，面容显出倦意。

    林非先生一见富仁就非常喜欢，待他离开就说：“要是能把王富仁要到咱们研究室就好了！”我也百分之百赞同。

    但是人才是哪里都抢的。富仁提前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之后，经过杨占升老师多方努力，留在师大了。我们只得甘叹“遗珠”。不久，听到师大传来消息：王富仁课讲得极受欢迎，一上课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这时，富仁也受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嫉妒与反对，给他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一书挑刺儿，“求全责备”，提出种种苛刻的意见。但富仁不为所动，毅然反驳。经过时间的洗礼，日益看出王富仁及其著作出现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我认为：王富仁《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一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鲁迅研究领域，而是新时期当代中国精神解放运动的一个标志——让思想冲破牢笼，跳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固定模式，从大观的角度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开始新的思想历程。有人说王富仁在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之外影响有限，就断言他不是大家，这是一种短视。其实，看一位学者是否大家，不能仅着眼于著作的数量和技术性的考证、阐释，而应着重其思想影响的深刻性和精神传播的广泛性。从这个视域出发，王富仁毫无愧色地站在大家之列。特别是“反封建思想革命”一点，不仅当时具有巨大意义，就是当今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富仁到汕头大学任终身教授之后，又开始了“新国学”的创立。我认为其意义超越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提法，而是将“五四”的新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合为一，给国人引导出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有识者言：国学倘无“五四”精神为其内核，可能是历史的倒退。切中肯綮！可惜，至今人们仍然未能真正认识其中意义。

    而要坚持“五四”精神，就须坚守鲁迅的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富仁先生是众所公认的旗帜和“死士”。

    他在《说说我自己》中讲过自己的性格：“大多数的北方人都有点牛脾气，执拗，难变，一头碰在南墙上，死不回头；宁可杀头，也不求饶；宁可穷死，也不借债。说不了三句话就和人抬杠，不吵架说不出话来。”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大声呼吁：“中国现代文化的绅士化的发展、才子化的发展、流氓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从中国文化诞生以来从来没有达到的最高点,这就使中国的鲁迅研究遇到了从鲁迅诞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既来自于外部,也应该来自于我们内部,所以说我们不要埋怨外部世界,中国鲁迅研究者自身也应该反思自己。通过自我反思,把处在这样最困难时候的鲁迅研究坚持下去。中华民族需要鲁迅,不能没有鲁迅。”又疾呼道：“谁骂鲁迅，我就骂谁！”

    “骂”字不过表现了富仁先生性格的耿介，实际上他正是以史实和理论服人，无可辩驳地使人们认识到：中国需要鲁迅！毫不夸张地说：富仁先生是捍卫鲁迅的团队中史实最扎实、理论最雄辩的一位！

    富仁先生的逝世使鲁迅研究领域失去一面旗帜和“死士”，但我坚信会有更多的学者和战士，以他为榜样，在一片微红的新月升起的西天角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