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吴小如先生

    我虽然是北大中文系1956年的四年制研究生，但正式入学已在1957年2月。记得就在我们入学之后不久，在当时的中文、历史二系的文史楼二层的墙上，贴出了一份小字报，责问吴小如先生为何在资料员李绍广已经为黄遵宪诗作注的情况下还要插手《人境庐诗草》集外诗的注释工作。这份小字报的撰写人是季镇淮教授。由于我当时学习的专业是文艺理论，不太关心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方面的事，只把小字报看了一遍就过去了。1958年冬，我被半途调进中国文学史教研室工作，才知道季、吴二先生都是文学史教研室的同事，也都是民主党派的成员：西南联大出身的季镇淮教授是中国民主同盟北大支部的负责人，治中国近代文学，也开过《史记》的课程；燕京大学出来的吴小如先生当时的职称还是讲师，却开过先秦文学的课，也开过工具书使用法的课，他是中国九三学社北大支部的成员。据知情的杨天石先生后来告诉我：1957年，在季镇淮教授提出批评以后，北大九三学社支部内部，曾经开过小会，由魏建功先生主持，吴小如在会上做过检讨和说明。他说他主要担心李绍广作为资料员，未必能把黄遵宪的集外诗注释得好，所以有此一举。此外，当时有一份周作人留给北大图书馆的有关黄遵宪的材料，吴也很想找来看看。那时有人认为吴小如先生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可能想增加一点稿费收入，吴先生本人置之一笑，完全不予理睬。

    我自己后来听过吴小如先生的课，印象大不一样。他不但对儒家经书熟悉，而且通达诸子和《春秋》三传。《史记》方面根柢之深更不用说。课讲得很扎实，而且风趣，板书也漂亮。主要由他编著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稍后出版，学术界的反响非常好。我个人更是相当喜爱。其实，学术问题任何人都可以研究并发表意见，而非谁所能垄断的。

    在60年代初全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实行“脱帽加冕”——即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改称他们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特别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感到高兴。他几次在党内会议上发言称吴小如先生对中文系很有贡献，能开出“工具书使用法”这类为学生欢迎的课程，不可小看，应该提升吴的职称，不能老是让他当个“讲师”。1961年前后是杨先生心情最舒畅的时期，他赞成《高教六十条》，主张坚决落实。

    1972年，我们和部分工农兵学员曾到密云穆家峪去劳动和学习过几个月，吴小如先生也和我们在一起。当时他已年过半百，仍给工农兵学员讲课，而且讲得非常出色。他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文革”结束以后，杨晦先生因年事已高（已近八旬）辞去了中文系主任之职。季镇淮教授接受了中文系主任的任命。吴小如先生便经周一良、邓广铭两位史学教授之荐，前往历史系任教。1984年春我当中文系主任后，想请吴先生仍回中文系工作。他本人却跟我说：很能理解我的想法，但那样会使他对不住周一良、邓广铭两位先生，劝我不必固执。尽管我们之间个人交往颇多，由此，我也只能尊重他个人的意见了。

    吴小如先生长期在政治上都是一位积极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1948年秋冬之交，正当他在燕京大学求学之际，就和同学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周南关系非常密切。吴小如本人曾告诉过我一件事：当初周南想把国民党军队在北京西山一带的兵力部署，以及有多少碉堡建筑等情况摸清楚，就总要找吴小如各骑一辆自行车作伴在京郊“旅游”。北平最后当然是和平解放的，但北平的“和平解放”又与多方面的地下工作密切相关。除了傅作义将军本人及其家属之功外，也和当初周南、吴小如等的秘密调查紧密关联着。1990至1997年间，周南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他还邀请吴小如的女儿、女婿到香港工作，可见他对吴小如先生的信任。

    吴小如先生2014年5月11日以92岁的高寿去世。我至今想来还很不安的是，没有坚持陪同他去校医院好好检查他呼吸系统的疾病。他平时的自我感觉比较良好，自信有不适之感时让保姆送他去看病还来得及，因而未做任何应急的准备。这或许由他性格的过于强韧所致，但我终不能原谅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