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看的还是学术价值,但这本身就会涉及到不同的版本。在古代文史研究里,新的东西永远不能取代旧的。中国当代出版有个问题很明显,每一册印本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出版社不作交代,对版次和印次的标注也不清楚。其实不同的版次印次之间往往都会有变化,特别是重要的学者的重要著作,不同版本是能体现不同的东西的,有的悄悄把一些文句、关键句做了修改。我们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要追溯到它最初版本的每一次再版。
——北京大学历史学者辛德勇谈藏书为何看重版本(《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7年4月9日,《辛德勇:古书价格还有上涨空间》)。
这种两栖的办刊模式是可以学的。国内的《读书》最像《自然》:它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科界的Nature,它也没有编委会和双盲审稿制,稿子由编辑部决定;在上面发文章也很难;它也可以做广告;它刊登的不是纯粹的学术论文,而是中间状态的学术文章(讨论的是学术问题,但文本形式是大众的),它在国内人文社科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它还是CSSCI期刊。它的文本虽不是两栖化的,但中间状态文本本身就有两栖性质。
——学者江晓原以《读书》为例谈《自然》杂志的办刊模式(“澎湃”《上海书评》2017年4月2日,《江晓原谈〈自然〉杂志:两栖办刊模式值得学习》)。
当一个人的文本被一遍遍阅读,且总在延伸相关话题的时候,那意味着我们遇到了涌泉。许多作家在世的时候,文本就变成了死水,不再有流动的生气。而王小波的词语之波总在冲刷着读者,在他面前的我们感到了自己的干枯。今天那么多的作家文本与世间痛痒无关,但王小波带出了罕有的情思,在那文本里有着我们觅而不见的智慧,那些自嘲、戏谑的词语,忽地使我们意识到自己还是不会飞动的笼中之人。
——学者孙郁撰文纪念王小波(《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2017年4月11日,《王小波二十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