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志摩后人的交往

    徐志摩有子名积锴，子又有子，名善曾。

    我说的与徐志摩后人的交往，主要指积锴先生，兼及善曾先生。

    1997年，写完《李健吾传》后，领受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任务，写《徐志摩传》。为写此传，购买港台书籍数种，其中有蒋复璁、梁实秋主编的《徐志摩全集》（六辑）。序上说，编此全集，身在美国的徐积锴先生，提供了资料甚多。由此萌生想法，若能从徐积楷手里得些徐志摩的材料，岂不美哉。

    于是问海宁徐志摩研究会的章景曙先生，如何与徐积锴取得联系，景曙先生给我介绍了李文哉律师，说是徐家在海宁的代理人。跟李先生说明我的意愿，李先生很帮忙，将徐积楷在美国的地址给了我。

    当时最想得到的，是传说中的《府中日记》。此事有一段公案，颇为复杂，此处不细说。我去了信，积锴先生的回复，口气有点不耐烦，说他根本不知此事。毕竟是有教养的人，不高兴是不高兴，措辞也还委婉。先说“敝处已无任何资料可寄，实深歉疚”。大概觉得如此峻拒，难以取信于人，又在信的背面写道：“近年来敝人脑筋失常，外加手抖，故任何事嫌烦，今此事特殊，不敢不答，尤冀原宥为盼。”

    这是1998年12月的事。

    第二年9月，写起《徐志摩传》，交给出版社，编辑想在前面放几张徐志摩的照片。当时坊间流传的，过来过去，就那么几张，人都看腻了，问我能不能找几张新的，别处没用过的。要办成此事，只有再找徐积楷先生。

    两年来，《府中日记》的事，已有定论，当初徐积楷确实寄给了陈从周，只是陈从周突然患病失语，以致徐来上海，亦无法说清。现在陈的女儿，从家中书柜底层找见了。信中，我先将这一情况告诉积楷先生，再说想得到照片的事。

    这次，积楷先生的口吻亲切了许多，还真的送给我两张照片，只是不是徐志摩的。

    关于日记，他说，当初寄陈从周先生时，误寄了两份一样的半本。陈来信说有误，即将另外半本寄与，陈并没有将多余的半本还他。1997年他带子女四人，前往硖石扫墓，因他年老，不便再去，带他们看看这个家乡。并率小儿去看望陈从周先生一次，希望能找到那半本《府中日记》，想不到周已言语支吾，虽由其女儿帮同找寻，亦无结果，只好扫兴而归。

    关于照片，他说，奉上敝人年轻时照片一张，敝夫妇与子女（四人）的，亦奉上一张。

    看那照片背后的痕迹，像是从家庭照相薄上揭下来的。

    他的那张，是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另一张上，是他夫妇与四个儿女（一子三女），刚到美国时，在纽约街头所摄。看得出来，他的妻子张粹文女士，确实漂亮。这张照片，后来出书时，放在了前面的插页上。

    这年年底，因为我同时也在编《徐志摩全集》，台湾版的全集前面，有积楷先生写的小序，心想，我这套全集前面，若能有他写的小序，那就太好了。于是写了信去，先生回信说：

    11月28日来信敬悉，承不弃，将贵作“前言”之职委之于锴，实不相瞒，锴自1947年出国以来已五十余载，平时除偶尔与朋友书信往来以外颇少应用（中文），中文字已续渐忘却，不要说写文章了。故此事实难从命，切祈恕罪，匆此作复，以便早日另觅贤者。

    我的事也真多，到了200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约我编本《徐志摩图传》。照片都备齐了，编辑说，出这类书，名人之后，常有纠缠不休的，让我最好弄个委托书。想想，只有再求积楷先生了。写了信去，说只是你说知道此事即可。3月12日的回信上，说他同意，并说，“不知此信是否足够？如是对外，请寄下一稿容我抄录”。

    这封信里，我还告诉他，《府中日记》已找到。他在的回信中说，欣悉先父日记两册都已找到，请将两册都复印后寄小儿处。有关费用连邮资请来信告知，以便立即寄上，最好折合美金之数。信上附了他儿子徐善曾的地址。

    随后知道这事，海宁方面已给办了，也就没寄。

    跟徐善曾的交往要简单些。2012年6月，海外华人张葵女士，联络各方，在济南办了个徐志摩国际研讨会，会上将徐志摩的这位嫡孙请了来。善曾先生原本是个工程师，已退休，正好借此机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来各地走访。赴会前，张葵女士说，我写的《徐志摩传》他们已经买到，将赠送徐善曾先生。我编的《徐志摩全集》，市面上买不到，是否由我赠送给徐先生一套。这个要求不算高，只是我手头也没有存书，我的一套上面勾画甚多，不便送人，便将送给我女儿的一套带去给了。

    近日，杭州又要开徐志摩研讨会，听说徐善曾先生也要来。这几年的时间里，他写了本英文的《徐志摩传》已出版。我看过他人翻译的几节，感觉作为传记，还是粗略了些。不管怎样，毕竟是徐志摩嫡孙所写，其意义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