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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4月19日 星期三

    庄子的魅力

    陈世旭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4月19日   03 版)

        对庄子的注意始于《史记》。据司马迁说,国王让人带了很多钱去请庄子做宰相,他居然说我宁愿在脏兮兮的小沟里自寻快活。这么个牛人,据说激动了一代又一代文学巨匠,其作被鲁迅盛赞“汪洋捭阖,仪态万方”,让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其影响下发展。就为这,有机会上大学时我特地选修了先秦的课程,直奔他而去。

        庄子的时代,各类野心家、阴谋家“……争于气力”(韩非:《五蠹》)。“无耻者富,多信者显”。但这一切都被所谓“仁义”的帷幕遮蔽了起来:“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

        庄子不仅看穿了“仁义”的虚伪,同时揭露了“仁义”的残酷:所谓“仁义”,乃是对人性的扼杀。他十分鄙夷地说:“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骈拇》)采取了他所在的那样一种时代那样一种社会地位的士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处世态度:不同流合污,不趋附权贵。同时提出了保持心灵完善不被扭曲、使精神获得充分自由的法则: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不管荣辱毁誉,或进或退以顺任自然为原则,抱朴而行,耻于周旋俗务,“……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天地》),守持自己的人生信念,执著专一。显示出一种极高的人格美。

        作为哲学概念,庄子的“道”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蕴,一是超越世俗,二是自然无为。挣脱一切精神桎梏,将自然作为心灵的归宿。真正体现了“道”的精神的人,把握六气的变化,游于无穷的境域,就是“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也比不上。大鹏只有乘着风力才能飞往南海,“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逍遥游》)。而真正的精神自由是“无所待”的,没有任何物质条件能够限制。

        庄子说过许多否定艺术的话,也说过“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天运》),说过“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他显然在事实上并没有排斥美;相反,他把他极力推崇的那种美认定为“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他所说的“众美”没有理由认为不包括艺术美。

        庄子对美的指斥和对美的推崇,同样基于他的愤世嫉俗。他指斥诸侯贵族用粗鄙的感官享乐取代精神性审美愉悦,赞赏洞庭之野的“咸池之乐”,说这种大自然在广漠的原野上奏出的乐章是阴阳的和谐来演奏,日月的光明来烛照的天乐(《天运》)。

        美是自然之乐。自然是无为亦即无意识无目的的。美是按照这个自然无为的规律化育而成的自然美,无意识无目的自然而然地达到美的境界,而且是美的最高境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

        摆脱了功名利禄缧绁的庄子,心神融化于自然,绝对排斥世俗的目的论,心灵获得无限自由:“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人间世》)

        从“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的逻辑出发,庄子提出了一系列的美学主张:

        一、反对以伦理教化为艺术的唯一目的而伐害美。庄子指出:因为圣人出现,汲汲于求仁为义,天下就开始迷惑,人心失去朴实。礼乐离异了人的真性情,宣扬“仁义”体现礼乐的六律破坏了与天地之德相和谐的色彩和声音(《马蹄》)。强调“不刻意而高”(《刻意》),“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天道》),大力提倡艺术的真诚。

        二、针对儒家理性对心灵活动的箝制,庄子指出并肯定了艺术直觉的存在和作用。“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人间世》)。艺术家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与理智相溶合的超越性的艺术直觉,才能真正作出自己的美学选择。

        三、强调美与真的统一。庄子要求“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渔父》)。

        庄子是浪漫的。他对自然、对真性情的崇尚,同南方“洞庭之野”的楚文化生气相通,最典型地体现了与儒家古典主义相对立的充分的浪漫主义。商周文化凝重典实,楚文化则奔放飞跃。正是后者孕育了“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清·刘熙载《艺概》)的庄子。“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殆得‘飞’之机者。”(《艺概》)

        庄子是雄浑的。庄子论美,时常同“大”联系在一起:“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天地何其广大邈远,这是最大的美。这似乎成为美的一个法则。这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度量,一种气魄。使一切视野促狭,趋炎附势,营营苟苟于世俗名利者形容卑琐。

        庄子是潇洒的。他“与物为春”(《德充符》),将自己的身心、性情、情感的表达直接转移到外物,使自己同对象化为一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此之谓‘物化’”(《齐物论》)。庄子并且由此希望别人读他的文章也应该“……得意而忘言。”(《外物》)

        庄子在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中悠然裕如,一如庖丁解牛(《养生主》)。为人则一任洒脱,卓然自在,不随流俗俯仰;为文则极尽飘逸,“咸其自取”,如同“天籁”(《齐物论》)。

        “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田子方》)。至美,恣肆的艺术表现;至乐,极度的心灵自由;至人,透彻的人生信念。正是这些,使得庄子及其美学观在中国真正的艺术家心目中产生了极为广大极为深刻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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