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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3月15日 星期三

    校勘精审,笺注详密

    ——《杨炯集笺注》评介

    马婧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3月15日   10 版)
    《杨炯集笺注》,[唐]杨炯著,祝尚书笺注,中华书局2016年3月第一版,168.00元

        杨炯出生于军将之家,幼即聪敏博学,善属文,以其雄奇雅健之作品,成为“初唐四杰”之一。留存至今的《盈川集》十卷,凡诗赋各一卷,骈文八卷,整肃雄浑,格局廓大,用典繁密,在六朝至唐代诗文体制演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但阅读障碍不小,引书既杂且偏,造语奇特,形同谜语,笺注困难重重。四杰中王勃、骆宾王,早有清人为之作注,卢集也有新整理本行世,惟杨集以其笺注之难,长期以来未见有疏解文典、便于阅读的整理本,仅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徐敏霞先生点校本,以及傅璇琮先生《杨炯考》《杨炯简谱》,张志烈先生《初唐四杰年谱》等少数几种成果。今祝尚书先生历数年之力,继笺注卢照邻集之后,撰成《杨炯集笺注》,注释详密,征引丰富,对杨炯诗文所用典故深加考索,多有发明。又搜集杨炯残文断句、传记逸事、著录序跋,并新编年谱,附载于后。

        《杨炯集笺注》的优点首先体现在校勘精审上。现存杨集乃明人重辑本。由于时代久远,屡经散聚,文字错讹甚多,聊胜于无,实难称善。当年杨炯身故,文稿由宋之问保存编集,《旧唐书》著录为三十卷。经唐末五代战乱,至南宋初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时,已佚为二十卷。元代修《宋史·艺文志》,所见二十卷之外,尚有《拾遗》四卷,此后也完全散佚。直到明代约弘治、正德间,有题名《杨炯集》的上下两卷传世,仅载诗赋。万历间,童佩重辑为《盈川集》十卷、附录一卷,即后日《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之本。此次整理,虽仍以童佩本为底本,没有采用打乱编次重辑的方式,但实际上所做工作同于重辑,不仅对校了明代张燮《初唐四子集》本、张逊业辑《唐十二家诗》本、铜活字《唐五十家诗集》本、清项家达本等,而且参校《文苑英华》《唐文粹》以及宋人类书等等,充分利用《英华》所保留的宋人校勘成果,参综各书,熔校勘与考证于一炉,尽力追索底本的原始出处。

        如卷三《登秘书省阁诗序》“陶阴寡务,素多闲”句,“阴”原作“泓”,祝先生考曰:“《英华》卷七一五于‘泓’下校:‘集作阴。’今按:‘陶泓’一词,首出韩愈《毛颖传》,谓砚也,初唐前无其语。《北堂书钞》卷一〇一《艺文部·刊校谬误》‘以陶为阴’条引刘歆《七略》云:‘古文或误,以“典”为“与”,以“陶”为“阴”,如此类多。’则‘阴’为‘陶’之错字(今按:繁体“阴”與“陶”形近),作‘泓’乃后人妄改。《英华》所校集本是,兹据改。‘陶阴’即以‘陶’为‘阴’,此用如动词,指校勘辨正文字。陶阴寡务,谓校勘书籍,其事不多。”如果没有祝先生的考证和疏解,读者直读作“陶泓”,真不知所云。

        又如卷七《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述墓主王义童长子王师本曾为韩王府祭酒,安喜县令,其下有“朝游楚泽,暮宿燕宫”二句与之对应,各本文字同。祝先生从李元嘉晋封韩王事入手,引《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知李元嘉于贞观十年(638)改封韩王,授潞州都督。但潞州何以有“楚泽”?这很可疑。祝先生于是考《元和郡县志》卷一五《泽潞节度使·泽州》道:“汉为上党郡高都县之地也。后魏道武帝置建兴郡,孝庄帝改置建州,周改建州为泽州,盖取濩泽为名也。”又引上书《泽州·阳城县》曰:“本汉濩泽县。……濩泽,在县西北十二里,《墨子》曰‘舜渔于濩泽中’。”则“楚泽”乃“濩泽”之误,解决了“楚泽”的疑点。于是,下句“燕宫”也就迎刃而解了。《元和郡县志》卷一八《定州·安喜县》:“本汉卢奴县,属中山国。”再考《晋书·载记·慕容垂传》,慕容垂于建兴元年(386)建后燕,都中山。则所谓“燕宫”,即代指安喜县,实指王师本为安喜县令事。安喜县在定州郭下,故云“暮宿燕宫”。上引两句,如果不能破解楚泽之“楚”乃“濩”之误,碑文中的几句话就不可能读懂,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作注,可见文字校勘是古籍笺注的基础,极为重要。杨集底本文字错讹太多,全书诸如此类的考索俯拾皆是。祝先生考证文字有如侦探办案,抓住线索,多方探求,收获丰厚。

        《杨炯集笺注》的另一优胜之处,是笺注详密、征引丰富。杨集的阅读障碍,除来自文字错讹外,尚有大量用典。杨炯六岁便考中童子科,也就是俗所称的“神童”。至十一岁待制弘文馆之前,朝夕于太史局,随天文生读书(见祝撰《年谱》),反映在知识结构上,便是以儒家学术为主流,融会谶纬之学,对于星历、遁甲、兵家之学极为熟悉。在创作中,他除了多引儒家典籍之外,也常涉猎术数,征引兵书,往往生僻难为人知,加之行文受制于偶俪骈体,难免牵率,因此一直以来,号称难读,故《盈川集》乏人作注,读者每以为憾。祝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即有志于斯役,但因工作关系,至2012年始专力为之,从此日日孜孜,广搜细考,一一疏解,在引证考求之外,又每每以简明的语言点明文意,摆脱了此类注释的常见之弊。

        如卷二《奉和上元酺宴应诏》诗首句“甲乙遇灾年”,祝先生笺云:“‘甲’指甲子岁,即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乙’指乙丑岁,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隋书·天文志》下《五代灾变应》:‘仁寿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中。占曰:“有大丧,有大兵,有亡国,有破军杀将。”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占曰:“主势夺。”又曰:“日无光,有死王。”甲辰,上疾甚,丁未,宫车晏驾(隋文帝死)。汉王(杨)谅反,杨素讨平之。皆兵丧亡国死王之应。’又曰:‘炀帝大业元年六月甲子,荧惑入太微。占曰:“荧惑为贼,为乱入宫,宫中不安。”’按上引《隋书·天文志》下所记之隋代灾变,自甲子、乙丑始,以下尚有大业三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等。句谓隋自甲子、乙丑隋文帝死、炀帝杨广继位起,即灾变不断,国运转衰。”诸如此类,若非笺注,今人实在难以明其就里。应当指出,象这种难以解读的句子或词语,在杨集中比比皆是。

        又,前人注书有“注古典易,注今典难”的说法,意思是查找所用古书中的典故相对容易,而准确解读诗文中所涉当时的人与事(即“今典”)则很难。杨炯是初唐作家,其诗文涉及到大量唐初高宗、武后两朝的政治、军事,以及职官、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对此,祝先生皆一一精心稽考,准确地予以笺释,大大缩短了今人与杨炯之间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时空距离。

        据估算,《杨炯集笺注》所注典故近万条,限于篇幅,以上所举例证真所谓挂一漏万。要之,为古书作注貌似容易,实则不仅要求对各篇作品及相关时事谙熟于心,还要建立起与原作者相当的知识背景;不仅对其人其作了如指掌,还要以恰当的方式,准确地传达给隔膜日深的当今读者,其间所费心力,盖倍于新撰研究性议论性文字。祝尚书先生积多年之力,日日尽心于此,终成这部一百二十余万字的巨著,对文献整理和保存,对读者研究者,皆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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