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精审，笺注详密

    杨炯出生于军将之家，幼即聪敏博学，善属文，以其雄奇雅健之作品，成为“初唐四杰”之一。留存至今的《盈川集》十卷，凡诗赋各一卷，骈文八卷，整肃雄浑，格局廓大，用典繁密，在六朝至唐代诗文体制演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但阅读障碍不小，引书既杂且偏，造语奇特，形同谜语，笺注困难重重。四杰中王勃、骆宾王，早有清人为之作注，卢集也有新整理本行世，惟杨集以其笺注之难，长期以来未见有疏解文典、便于阅读的整理本，仅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徐敏霞先生点校本，以及傅璇琮先生《杨炯考》《杨炯简谱》，张志烈先生《初唐四杰年谱》等少数几种成果。今祝尚书先生历数年之力，继笺注卢照邻集之后，撰成《杨炯集笺注》，注释详密，征引丰富，对杨炯诗文所用典故深加考索，多有发明。又搜集杨炯残文断句、传记逸事、著录序跋，并新编年谱，附载于后。

    《杨炯集笺注》的优点首先体现在校勘精审上。现存杨集乃明人重辑本。由于时代久远，屡经散聚，文字错讹甚多，聊胜于无，实难称善。当年杨炯身故，文稿由宋之问保存编集，《旧唐书》著录为三十卷。经唐末五代战乱，至南宋初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时，已佚为二十卷。元代修《宋史·艺文志》，所见二十卷之外，尚有《拾遗》四卷，此后也完全散佚。直到明代约弘治、正德间，有题名《杨炯集》的上下两卷传世，仅载诗赋。万历间，童佩重辑为《盈川集》十卷、附录一卷，即后日《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之本。此次整理，虽仍以童佩本为底本，没有采用打乱编次重辑的方式，但实际上所做工作同于重辑，不仅对校了明代张燮《初唐四子集》本、张逊业辑《唐十二家诗》本、铜活字《唐五十家诗集》本、清项家达本等，而且参校《文苑英华》《唐文粹》以及宋人类书等等，充分利用《英华》所保留的宋人校勘成果，参综各书，熔校勘与考证于一炉，尽力追索底本的原始出处。

    如卷三《登秘书省阁诗序》“陶阴寡务，素多闲”句，“阴”原作“泓”，祝先生考曰：“《英华》卷七一五于‘泓’下校：‘集作阴。’今按：‘陶泓’一词，首出韩愈《毛颖传》，谓砚也，初唐前无其语。《北堂书钞》卷一〇一《艺文部·刊校谬误》‘以陶为阴’条引刘歆《七略》云：‘古文或误，以“典”为“与”，以“陶”为“阴”，如此类多。’则‘阴’为‘陶’之错字（今按：繁体“阴”與“陶”形近），作‘泓’乃后人妄改。《英华》所校集本是，兹据改。‘陶阴’即以‘陶’为‘阴’，此用如动词，指校勘辨正文字。陶阴寡务，谓校勘书籍，其事不多。”如果没有祝先生的考证和疏解，读者直读作“陶泓”，真不知所云。

    又如卷七《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述墓主王义童长子王师本曾为韩王府祭酒，安喜县令，其下有“朝游楚泽，暮宿燕宫”二句与之对应，各本文字同。祝先生从李元嘉晋封韩王事入手，引《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知李元嘉于贞观十年（638）改封韩王，授潞州都督。但潞州何以有“楚泽”？这很可疑。祝先生于是考《元和郡县志》卷一五《泽潞节度使·泽州》道：“汉为上党郡高都县之地也。后魏道武帝置建兴郡，孝庄帝改置建州，周改建州为泽州，盖取濩泽为名也。”又引上书《泽州·阳城县》曰：“本汉濩泽县。……濩泽，在县西北十二里，《墨子》曰‘舜渔于濩泽中’。”则“楚泽”乃“濩泽”之误，解决了“楚泽”的疑点。于是，下句“燕宫”也就迎刃而解了。《元和郡县志》卷一八《定州·安喜县》：“本汉卢奴县，属中山国。”再考《晋书·载记·慕容垂传》，慕容垂于建兴元年（386）建后燕，都中山。则所谓“燕宫”，即代指安喜县，实指王师本为安喜县令事。安喜县在定州郭下，故云“暮宿燕宫”。上引两句，如果不能破解楚泽之“楚”乃“濩”之误，碑文中的几句话就不可能读懂，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作注，可见文字校勘是古籍笺注的基础，极为重要。杨集底本文字错讹太多，全书诸如此类的考索俯拾皆是。祝先生考证文字有如侦探办案，抓住线索，多方探求，收获丰厚。

    《杨炯集笺注》的另一优胜之处，是笺注详密、征引丰富。杨集的阅读障碍，除来自文字错讹外，尚有大量用典。杨炯六岁便考中童子科，也就是俗所称的“神童”。至十一岁待制弘文馆之前，朝夕于太史局，随天文生读书（见祝撰《年谱》），反映在知识结构上，便是以儒家学术为主流，融会谶纬之学，对于星历、遁甲、兵家之学极为熟悉。在创作中，他除了多引儒家典籍之外，也常涉猎术数，征引兵书，往往生僻难为人知，加之行文受制于偶俪骈体，难免牵率，因此一直以来，号称难读，故《盈川集》乏人作注，读者每以为憾。祝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即有志于斯役，但因工作关系，至2012年始专力为之，从此日日孜孜，广搜细考，一一疏解，在引证考求之外，又每每以简明的语言点明文意，摆脱了此类注释的常见之弊。

    如卷二《奉和上元酺宴应诏》诗首句“甲乙遇灾年”，祝先生笺云：“‘甲’指甲子岁，即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乙’指乙丑岁，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隋书·天文志》下《五代灾变应》：‘仁寿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中。占曰：“有大丧，有大兵，有亡国，有破军杀将。”七月乙未，日青无光，八日乃复。占曰：“主势夺。”又曰：“日无光，有死王。”甲辰，上疾甚，丁未，宫车晏驾（隋文帝死）。汉王（杨）谅反，杨素讨平之。皆兵丧亡国死王之应。’又曰：‘炀帝大业元年六月甲子，荧惑入太微。占曰：“荧惑为贼，为乱入宫，宫中不安。”’按上引《隋书·天文志》下所记之隋代灾变，自甲子、乙丑始，以下尚有大业三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等。句谓隋自甲子、乙丑隋文帝死、炀帝杨广继位起，即灾变不断，国运转衰。”诸如此类，若非笺注，今人实在难以明其就里。应当指出，象这种难以解读的句子或词语，在杨集中比比皆是。

    又，前人注书有“注古典易，注今典难”的说法，意思是查找所用古书中的典故相对容易，而准确解读诗文中所涉当时的人与事（即“今典”）则很难。杨炯是初唐作家，其诗文涉及到大量唐初高宗、武后两朝的政治、军事，以及职官、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对此，祝先生皆一一精心稽考，准确地予以笺释，大大缩短了今人与杨炯之间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时空距离。

    据估算，《杨炯集笺注》所注典故近万条，限于篇幅，以上所举例证真所谓挂一漏万。要之，为古书作注貌似容易，实则不仅要求对各篇作品及相关时事谙熟于心，还要建立起与原作者相当的知识背景；不仅对其人其作了如指掌，还要以恰当的方式，准确地传达给隔膜日深的当今读者，其间所费心力，盖倍于新撰研究性议论性文字。祝尚书先生积多年之力，日日尽心于此，终成这部一百二十余万字的巨著，对文献整理和保存，对读者研究者，皆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