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给语言插上图画的翅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语言绝非文学的全部。特别是到了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当下，语图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作为一种“插在文字中间帮助说明内容”的艺术性的图画，插画是图书的亮点，以一种语图合体、图文并茂的互文形式强化了视觉语言艺术的美感。

    不过，插画对于文字的补益性的存在使其独立的艺术品性长期受到漠视，即便是一流的画师也常常将插画创作视为赚钱养家的权宜之计，退而屈居美术界的边缘位置。因此，从重写历史的角度来讲，爱丁堡大学博士、文化学者崔莹的《英国插画师》刷新了我们对于如今炙手可热的绘本或者动漫产业前身的认知，不仅展现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活跃在世界头号工业大国插画舞台上的佼佼者们的非凡人生和个性魅力，也令我们惊讶地领略到在那个盛极一时的后工业革命时期就已展露无疑的超前绘画观念和超高艺术技巧，并从中预见一个读图时代的来临。

    既然插画与文本的关系如此密不可分，那么究竟是先有文还是先有画？二者的地位又有何高下之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对此，《英国插画师》凭着真实的例证和生动的故事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书中列举的十位插画师中，前五位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绘本”作者，图画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叙事性。例如“彼得兔”的主人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Potter，1866-1943）,最初是以自书自画的信件形式给一位朋友的儿子讲述《小兔彼得的故事》。从这部作品开始，插图不再只是锦上添花的配饰，它同时也是故事本身。波特的童书由此成为“现代图画书的一座里程碑”。

    插画师因为遵循着插画创作忠实于文字创作的原则，通常被归为模仿中的模仿而难登大雅之堂，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举例来说，亚瑟·拉克姆（ArthurRackham,1867-1939）奇幻而富有诗意、阴郁而又灵气活现的画风影响了后世的很多作家，J.K.罗琳（J.K.Row⁃ling）就是他的铁杆粉丝之一。无论《魔戒》还是《哈利·波特》，细心的读者都能从步步惊心的紧张氛围、神秘莫测的黑暗气质中发现拉克姆的影子。

    从19世纪末开始直至一战爆发，老牌的欧洲工业国家恰逢插画史上的“黄金盛世”，琳琅满目的精美画书在中国的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汉语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此后声名鹊起的不少白话文学写者都从西方视觉艺术中汲取过灵感，如：鲁迅、田汉、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叶灵凤、邵洵美、施蛰存等。其中，鲁迅热衷于插画早已传为业界佳话，他是鉴赏家也是创作者，认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

    “美”是鲁迅遴选译介域外美术作品的第一标准。在他眼中，德国的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1867-1945）、比利时的麦绥莱勒（Franz Masereel,1889-1972）、英国的比亚兹莱（AubreyBeardsley，1872-1898）的画作都是各具其美。1929年，鲁迅为朝花社编印《艺苑朝华》，其中第四辑为《比亚兹莱画选》，鲁迅为此撰写了千字小引，赞叹比亚兹莱“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

    比亚兹莱也是《英国插画师》详细介绍的画家之一。说起这位早逝的天才，似乎总少不了提及他的欢喜冤家——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 1854-1900），因为正是后者慧眼识金，盛邀初出茅庐的比亚兹莱为英文版的剧作《莎乐美》绘制插图，但比亚兹莱后来的作图似乎并不拘泥于王尔德的文字，将情色元素运用到了极致，甚至颇有喧宾夺主之嫌。

    由此看来，比亚兹莱的配图绝非写实意义上的模仿，而是通过强大的艺术直觉和主观变异来重塑一个抽象的“莎乐美”，这种创作方式为插画带来了巨大的自由度和开放性，以至于他骄傲地宣称，“王尔德的作品不过是自己插图的配文”。

    拒绝去做文学的奴仆，而是要给语言插上想象的翅膀，如此绘制插图的代表性画家还有希斯·罗宾逊（Heath Robinson, 1872-1944）。与同时代的插画师相比，他的作品包含更多的原创元素。譬如“他为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十二夜》画的插图，传递的是一种氛围，而不是剧中发生的情节”。罗宾逊并不推崇当时插画界的主流观念——他们画的像是舞台剧的场景，读者看插图就好比是在剧院里看演出。相反，罗宾逊坚持要走自己的道路。他在接受一家印度报纸采访时表示：“是语言配合插图，而不是插图配合语言。我的很多插图作品都是这样创作的。”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探讨是一个未尽的话题，而且一旦进入历史层面，就不再只是一个静态的理论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演化往往涉及到艺术思潮的变迁。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转折年代的英国插画行业的发展来看，图像相对于语言已经逐渐摆脱了以往被动模拟的弱势地位，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统觉共享的平等关系。此外，图像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它的传播作用，例如1900年代以来，图像艺术在文学的“大众化”进程中无疑是一股强大的推力，“从而也应当是所谓‘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因素，可惜我们还没有从这一角度讨论过这一话题”。对此，《英国插画师》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线索和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