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我的写作跟着自己的成长

    我的写作跟着自己的成长，当我看到更多的人生与世界，我就会去写那些感动我的故事。

    很多年之前，陈丹燕的梦想之一是读完《尤利西斯》。

    但是，当她读完以后却不认为是真的懂了。她觉得作家的想象力会带来一种已经“读懂了”的假象。她很期待有一天能去爱尔兰，在那里看《尤利西斯》，定有别样的感受。后来果真有机会去，她便如愿带上了《尤利西斯》。在旅行中阅读，于陈丹燕而言是美好的享受，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边读边想：尤利西斯为什么这样写？他是怎么写的？

    《驰想日》里就记录了这些过程，它是《尤利西斯》的地理笔记。《捕梦之乡》则是《哈扎尔辞典》的地理笔记。而这些，是属于陈丹燕的“地理阅读”。有这样的读书和旅行，不但对于作家本人，甚至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次奢侈的阅读旅行。陈丹燕觉得自己很幸运。

    是否真的读懂，结果其实并不重要。她追寻着詹姆斯·乔伊斯的足迹，以旅行的方式邂逅、与伟大的作品对话，用她的旅行经验为我们打开一场崭新的阅读盛宴。她以诗人的视角阅读外部的世界，探讨文学的丰富性，带领读者穿越时空的文本迷宫，重温文学的梦想，足矣。

    中华读书报：第一篇小说《当有人遇到不幸》发表于上海《少年报》，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少女们》获文化部新时期十年儿童文学二等奖，《女中学生三部曲》获全国妇女儿童题材作品奖，为什么开始写作就这么顺畅？

    陈丹燕：真的不知道。也许一开始我就没有想到要教育小孩子们，而是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童年想要说的那些事情。这些对自己童年的回顾与描写，都不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说起来，这与八十年代充满思想解放气息的浪漫气氛有关系，让我有可能探索这些合适自己写作的领域。我大学时代的学士论文是英语世界六十年代开始的幻想小说，当时找资料九牛二虎，但现在看来该读到的东西也都读到了，从纳尼亚的世界到怀特到小老鼠，竟然都未缺席，还有许多是八十年代初的中译本。记得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当时对我很宽容地说，他都没看过那些故事，但他信任我的选择。现在我可以说，我没辜负他当年的信任。

    回顾起来，我看到了大学时代的毕业论文与后来自己写作的关系，我想自己对青少年文学的写作与精读过的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我真的很幸运。

    中华读书报：关乎青少年题材的《独生子女宣言》《梯形教室的六个下午》等都获得好评。为什么会对这类题材情有独钟？在创作中您是怎样的心态？

    陈丹燕：我想要为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少年成长留下一些力所能及的记录。独生子女的一代中国孩子，经历了全世界都没有的青春成长，值得留下完整的记录。其实这种纪录还有一个后续，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我还做过一次访问和纪录。我相信自己是属于八十年代的青少年文学作家。

    中华读书报：1991年，《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由日本福武书店出版发行，先后再版多次，并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本世界儿童文学作品。能谈谈这部作品吗？现在看这部作品也不过时，依然那么真实、生动，深入人心。可是在传统的观念中，儿童文学领域一向是以传达真善美为主旨，您觉得这部作品适合多大的孩子看？

    陈丹燕：谢谢你能这么说。一个作家写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三部曲，能一直再版到今天，不光在母国，也在被翻译过去的国家，真的是幸运的事。我一直都坚信真善美的主题是对人性的关心，对人类困境的仁慈，这个主题不存在读者年龄的区别，只是表达上的手法不同，比如不要用太艰深的词。青春主题在八十年代是个非常严肃和诗意的主题。

    中华读书报：我认为对于儿童文学的写作，您是难得地抵达人性深刻的作家之一。为什么转向成人文学，是有什么机缘吗？

    陈丹燕：我的写作跟着自己的成长，当我看到更多的人生与世界，我就会去写那些感动我的故事。许多人说我的创作道路有非常明显的界线，如青少年文学，然后上海非虚构三部曲，以及现在的旅行文学丛书。但是从我个人来说却是很自然的过程，《女中学生之死》的日语版热销十年左右，我还被推荐去德国的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做访问学者。在欧洲我看到上海与欧洲的相似之处，直接启发我回来探索养育自己的城市的文化历史和租界历史，这就是上海非虚构的写作起因。同时我已经开始写旅行文学，第一本就是《今晚去哪里》，但是九十年代初，中国没到出版图文旅行书的时候，写好的书，没有出版社肯要，大家都说这书太贵。直到《上海风花雪月》的三部曲都畅销，才有出版社肯试一下我的旅行书。

    中华读书报：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的出版，不但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也一度使得您成为“老上海”“怀旧”“时尚”“小资”等名词的代言人。您想要告诉读者一个怎样的上海？“陈丹燕的上海”系列图书，旅行系列图书，您对自己的创作有规划吗？

    陈丹燕：我什么代言人也当不了，我只能当我自己。我想告诉读者的是，我成长时见到的上海。

    这些书慢慢形成，其实有个编辑过程。伴随着一些书的畅销，也会有许多误解跟随，我也从误解中得到过不少启发，在这时候就会有新书的构思，这个过程很好，非常天然。所以慢慢一本书的主题会延伸出一些新的主题，成为丛书。如果能持续地写作丛书，就能得到拓展自己视野的机会，一个人的思想的确不是在一本书的写作中就可以完成的，这里有个深化的思维过程。

    这点在写旅行文学书的时候很明显，地理阅读的三部曲写作就是在将那些旅行书形成丛书的时候，慢慢形成的。它们让我逐渐突破了旅行散文的传统框架，寻找到更合适自己的文学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旅行。第一本《驰想日》是尝试性的，第二本《捕梦之乡》自如些了，这本书我得到了书店文学奖，这真是很大的鼓励。现在我在准备的三部曲之三，是少年时代读欧洲经典文学作品“禁书时代”的阅读回归，这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有能力做意识流的穿行了，心里真的高兴。

    中华读书报：您也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走出国门的背包客，1990年至今，写了太多的旅行文学。您如何看待旅行文学？可否简要概括一下您的“旅行哲学”？

    陈丹燕：先要看世界，方有世界观。有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自己。拍遍大地，找到认识自己的方式。

    中华读书报：您通过这种方式寻找作家心灵的故乡，也帮助读者寻找到靠近其他的作家心灵的通道。那么您在写作过程中，是一种非常愉悦畅快的感受吗？过去阅读中的障碍全都打通了吗？写作中有无难度？

    陈丹燕：对我来说很享受，也很困难。因为困难，所以享受。

    我不是在寻找作家心灵的故乡，而是在寻找作家创作时的素材以及相应的历史地理的炼丹炉，作家的主题、词语、思想和现实，都在地理阅读的过程中一一显影出来，这是对另一个作家，也就是我的最大满足。我读，同时我看到他们如何锤炼素材。我看到历史地理如何造就和修剪他们。

    中华读书报：关于《尤利西斯》和《哈扎尔辞典》，您曾坦率地表示自己不是很懂。“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我到底不肯合上这本书。”为什么？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懂可能就放弃了。为什么您还在寻找机会，要去故事发生的地方去看小说？

    陈丹燕：因为我是一个热爱文学的读者，也因为我是一个认真不过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英国作家奈保尔也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印度三部曲》以及在非洲的游记，就是将游记变成了一种非常具有深度的文学。作为小说家，在写非虚构文体上是否更游刃有余？

    陈丹燕：非虚构文体和虚构文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体。我的体会是，它们彼此并不能成为写作的基础。我尝试过将两者融合，好像《冷血》那样。不少作家想象中的虚构和非虚构的融合只是随意穿行即可，其实写过幻想小说的人知道，这里面的逻辑世界和逻辑结构是很不同的，只是没有尝试过，很难真的了解两种逻辑结构融合的时候，它们会出现怎样的状况。我读到过作家写的创作体会，好像将它们想象得太轻易。在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那么无逻辑的。文学有自己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