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译作“死而复生”的背后

    我在高校从事俄语语言文学教学，已有三十余载。译事对我而言只是偶尔为之，成果寥寥，出版的译著迄今也只有十部，且多与别人合译。可说来有些难以置信，自2013年5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俄罗斯出版和大众传媒署联合签署了《“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以来（双方商定，六年内双方相互翻译并出版对方国家不少于50种经典作品），我已两次受到幸运之神的垂顾，而且被眷顾的都是上个世纪的旧译。

    80年代末我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进修时，在已故余一中教授的鼓励下，试译了苏联青年作家奥列格·叶尔马科夫的阿富汗战争系列小说之一《洗礼》，这篇译作很快就发表在《俄罗斯文艺》（当时的刊名为《苏联文学》）1990年第1期上，而且让我格外惊喜的是，该期系《俄罗斯文艺》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刊，除了我的这篇处女译作之外，刊发的都是我国老一辈知名学者和翻译家（如戈宝权、乌兰汗、陈锌、张捷）的文章与译作。这26年里我前后共搬过四次家，但一直都珍藏着这本期刊。1996年，我与人合译的叶尔马科夫的另一篇小说《积雪覆盖的家园》也很快见诸杂志。此后不久，昆仑出版社计划出版“新俄罗斯文学译丛”八种，叶尔马科夫的长篇小说《野兽的标记》也在译丛之列。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此书的两位译者之一（另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刘宪平先生）。我们大约在1998年夏提交了译稿。昆仑出版社是我国唯一一家以出版军事题材文学艺术类图书的出版社，译丛中的其他7种都于1999年顺利出版，唯独我们翻译的这一本由于种种原因“胎死腹中”。后来我们也试着联系过其他出版社，但都吃了闭门羹，主要原因自然是俄罗斯当代文学在我国的图书市场已不受待见。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束之高阁。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刘宪平先生打来电话，兴冲冲地告诉我，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将《野兽的标记》列入了该社承担出版的“中俄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此书已于2015年出版，并在2016年莫斯科书展上亮相。

    如果说此次译事是我被动承担的，那么另一次则是我们主动“出击”。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安·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作为“回归文学”在苏联甫一问世，便获得广泛好评。这部后来被称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的长篇小说当时也引起了我们南京大学俄语系文学教师的关注。我们坚信这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并可以流传于世的小说，于是在未联系任何一家出版社的情况下决定翻译此书。2000年我去莫斯科大学访学之前，草译了其中的第一部。其时我尚未使用电脑，译事是在每页330字的方格稿纸上完成的。访学一结束，我就被借调到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担任一等秘书，任职期满返回母校后，便忙于开设新课程、撰写学术论文、完成科研项目，也一直无暇续译此书。201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得知我已译有部分书稿，于是经过努力争取，终于将该小说成功列入该社的“中俄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我利用余暇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将第一部译稿从方格稿纸上输入电脑，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符时，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既有了却心愿的轻松，又有告别传统书写方式的喟叹。

    《普希金之家》将于今年与读者见面。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还要致谢山东师范大学的胡学星和北京大学的刘洪波两位老师，他们在完成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之余分别翻译了本书的第二部和第三部。

    这两部译作之所以能“死而复生”，正是因为赶上了中俄两国人文合作与交流的大好时机。作为译者，我或许是“中俄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的最大受益人。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普希金之家》中的一句话：“我们都已习惯于认为，命运是变化无常的，我们永远也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其实我们大家总能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尽管作家在书中想要表达的完全是另一种含义，但不妨拿来化而用之。

    《普希金之家》初稿的完成时间（1971年）与终稿的审定年份（1999年）分别属于迥然相异的两个时代，我参与完成的上述译作的面世经历也跨越了两个世纪，这或许是某种巧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