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绵延不绝应“归功于文学传统”

    桑禀华将文学与历史、哲学等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体现了对“文史哲一家”这种中国传统的尊重。他认为中国文学在“传道”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力量，提出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绵延不绝、长盛不衰，就应该“归功于文学传统，而不是政治史”。

    《中国文学》为译林出版社“牛津通识读本”之一种，其作者桑禀华（SabinaKnight）是美国汉学家、美国史密斯学院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副教授。《中国文学》中译本全书仅仅六万多字，可以视作一部极简版中国文学史。虽然简略，但论述的内容贯穿了自商周以至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并将“普遍的主题与具体的例子相结合”，用比较的方法突出中国文学的主流和特色，颇多独到见解，并不简单。

    所谓“普遍的主题与具体的例子相结合”，从章节标题即可看出，比如第一章“基础：伦理、寓言和鱼”、第二章“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标题的前半部分是主题，后半部分则列出了实例。结构上，第一章是总论概述，介绍中国的文学文化传统；第二至第五章，则分别论述中国的诗歌（包括赋与词两种文体）、中国文言小说、白话戏剧和小说以及现代文学。

    作者将文学与历史、哲学等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也体现了对“文史哲一家”这种中国传统的尊重。书中特别关注“文学文化在回应社会与政治关切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强调中国文学在构建社会秩序时的巨大力量。比如，在论述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学的影响时，作者认为印刷术扩大了阅读者的阵容，使得写诗者数量大增，从而对“（诗歌）风格的区分以及与之相伴的关于诗歌目的的争论也更加激烈了”。这为我们认识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与与之相对的公安派、竟陵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桑禀华教授认为：“中国的几大思想传统都坚信，人心困苦不宁乃缺乏大视野所致，文学则能开启人的眼睛、智力与心灵。”对于文学功用的这种论述，非常新鲜，予人启发。在文章的开篇，作者就引用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这种登高远眺中，个人的境界与视野往往得以提升，对事物的体会和领悟常常达到更高一个层次。作者提及苏轼的《前赤壁赋》，当苏轼与宾客夜游赤壁，面对历史的沧桑兴亡，一位宾客不禁哀叹人生的无常和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则为其开解：“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种对无常与恒常的沉思，帮读者提升了视野。

    这种视野，也可以称为“道”，包括自然与社会伦理的诸多方面。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在“传道”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力量，提出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绵延不绝、长盛不衰，就应该“归功于文学传统，而不是政治史”。在第一章“基础”中，作者分别论述了“易之道”“仁之道”“学之道”“自然之道”“情之道”。五种“道”可以视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五大传统或者脉络。

    作者用比较的方法解读中国文学作品。比如杜甫《春望》诗的颔联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溅泪”与“惊心”的主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花，这种歧义就被作者归纳为“中国诗的‘浓缩’特质或者‘双重语法’”。这种“双重语法”，实即汉语修辞格中的“双关”，在中国作品中被广泛使用。比如《红楼梦》中的诗词（判词）就多次用到。其中还有谐音双关，如李商隐《无题》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刘禹锡《竹枝词》中的“道是无晴却有晴”。这种分析方法，也将中西文学文化联系在了一起。

    作者将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比作西方的伊甸园，认为《桃花源记》中渔人没有找到原路，“成了乐园消逝的一个隐喻”。“乐园”的英文原文是paradise，实际上是指西方文化中的伊甸园或者天堂。但陶潜笔下的“桃花源”以及形成的文化传统无疑与西方的“伊甸园”是存在差异的。

    该书对文学改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文中论及《枕中记》取材于干宝的《搜神记》，《西厢记》改编自《莺莺传》，而章回小说也在流传中不断进行着修改，故而不同版本内容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

    文人对作品的改编，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一方面，这是后世文人对前代经典的致敬，或许也存在与前人一较高下之意。比如韩愈著名的《听颖师弹琴》，被苏轼改编为词；苏轼的流传千古的《赤壁赋》，也被后人檃栝为多首诗词作品。各种文体的相互改编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文人也一直乐衷于这种改编活动。另一方面，就是出于对作品的不满，有意识地对作品主题进行改动，这就是作者所说：“和重写前代诗歌的做法相仿，文人们经常为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目的改写更早的版本。”所以，作者对《水浒传》的论述颇有启发意义，这部小说的主题究竟是“一曲农民起义的颂歌，还是一则揭露帮会意识的恐怖后果的寓言”，后世学者之所以争论纷纭，可能就是由于小说本身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经过编者的修改，故而没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

    书中还有很多新鲜的解读。比如作者认为“话本”并非说书人的底本，而“更有可能是作家刻意发明的新体裁，用来吸引日益扩大的阅读群体”；当论及为何许多章回小说都体现了理学理想，作者说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有利于中国在元朝统治结束后恢复汉族文化的特征”；对《西游记》的解读，作者强调了作品的象征隐喻，说“玄奘就是悟道者，悟空是他的心智，白龙马是他的意志，八戒是他的生理欲望，沙僧是他与大地的联系。取经之路代表心智的修行，作品中的危难与妖怪代表遮蔽顿悟之光的种种扭曲的幻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