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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12月21日 星期三

    中国文明绵延不绝应“归功于文学传统”

    方芳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12月21日   11 版)
    《中国文学》,[美]桑禀华著,李永毅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25.00元

        桑禀华将文学与历史、哲学等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体现了对“文史哲一家”这种中国传统的尊重。他认为中国文学在“传道”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力量,提出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绵延不绝、长盛不衰,就应该“归功于文学传统,而不是政治史”。

        《中国文学》为译林出版社“牛津通识读本”之一种,其作者桑禀华(SabinaKnight)是美国汉学家、美国史密斯学院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副教授。《中国文学》中译本全书仅仅六万多字,可以视作一部极简版中国文学史。虽然简略,但论述的内容贯穿了自商周以至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并将“普遍的主题与具体的例子相结合”,用比较的方法突出中国文学的主流和特色,颇多独到见解,并不简单。

        所谓“普遍的主题与具体的例子相结合”,从章节标题即可看出,比如第一章“基础:伦理、寓言和鱼”、第二章“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标题的前半部分是主题,后半部分则列出了实例。结构上,第一章是总论概述,介绍中国的文学文化传统;第二至第五章,则分别论述中国的诗歌(包括赋与词两种文体)、中国文言小说、白话戏剧和小说以及现代文学。

        作者将文学与历史、哲学等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也体现了对“文史哲一家”这种中国传统的尊重。书中特别关注“文学文化在回应社会与政治关切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强调中国文学在构建社会秩序时的巨大力量。比如,在论述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学的影响时,作者认为印刷术扩大了阅读者的阵容,使得写诗者数量大增,从而对“(诗歌)风格的区分以及与之相伴的关于诗歌目的的争论也更加激烈了”。这为我们认识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与与之相对的公安派、竟陵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桑禀华教授认为:“中国的几大思想传统都坚信,人心困苦不宁乃缺乏大视野所致,文学则能开启人的眼睛、智力与心灵。”对于文学功用的这种论述,非常新鲜,予人启发。在文章的开篇,作者就引用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这种登高远眺中,个人的境界与视野往往得以提升,对事物的体会和领悟常常达到更高一个层次。作者提及苏轼的《前赤壁赋》,当苏轼与宾客夜游赤壁,面对历史的沧桑兴亡,一位宾客不禁哀叹人生的无常和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则为其开解:“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种对无常与恒常的沉思,帮读者提升了视野。

        这种视野,也可以称为“道”,包括自然与社会伦理的诸多方面。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在“传道”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力量,提出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绵延不绝、长盛不衰,就应该“归功于文学传统,而不是政治史”。在第一章“基础”中,作者分别论述了“易之道”“仁之道”“学之道”“自然之道”“情之道”。五种“道”可以视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五大传统或者脉络。

        作者用比较的方法解读中国文学作品。比如杜甫《春望》诗的颔联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溅泪”与“惊心”的主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花,这种歧义就被作者归纳为“中国诗的‘浓缩’特质或者‘双重语法’”。这种“双重语法”,实即汉语修辞格中的“双关”,在中国作品中被广泛使用。比如《红楼梦》中的诗词(判词)就多次用到。其中还有谐音双关,如李商隐《无题》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刘禹锡《竹枝词》中的“道是无晴却有晴”。这种分析方法,也将中西文学文化联系在了一起。

        作者将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比作西方的伊甸园,认为《桃花源记》中渔人没有找到原路,“成了乐园消逝的一个隐喻”。“乐园”的英文原文是paradise,实际上是指西方文化中的伊甸园或者天堂。但陶潜笔下的“桃花源”以及形成的文化传统无疑与西方的“伊甸园”是存在差异的。

        该书对文学改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文中论及《枕中记》取材于干宝的《搜神记》,《西厢记》改编自《莺莺传》,而章回小说也在流传中不断进行着修改,故而不同版本内容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

        文人对作品的改编,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一方面,这是后世文人对前代经典的致敬,或许也存在与前人一较高下之意。比如韩愈著名的《听颖师弹琴》,被苏轼改编为词;苏轼的流传千古的《赤壁赋》,也被后人檃栝为多首诗词作品。各种文体的相互改编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文人也一直乐衷于这种改编活动。另一方面,就是出于对作品的不满,有意识地对作品主题进行改动,这就是作者所说:“和重写前代诗歌的做法相仿,文人们经常为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目的改写更早的版本。”所以,作者对《水浒传》的论述颇有启发意义,这部小说的主题究竟是“一曲农民起义的颂歌,还是一则揭露帮会意识的恐怖后果的寓言”,后世学者之所以争论纷纭,可能就是由于小说本身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经过编者的修改,故而没有“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

        书中还有很多新鲜的解读。比如作者认为“话本”并非说书人的底本,而“更有可能是作家刻意发明的新体裁,用来吸引日益扩大的阅读群体”;当论及为何许多章回小说都体现了理学理想,作者说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有利于中国在元朝统治结束后恢复汉族文化的特征”;对《西游记》的解读,作者强调了作品的象征隐喻,说“玄奘就是悟道者,悟空是他的心智,白龙马是他的意志,八戒是他的生理欲望,沙僧是他与大地的联系。取经之路代表心智的修行,作品中的危难与妖怪代表遮蔽顿悟之光的种种扭曲的幻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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