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楠：制造一块无所不能的飞毯

    我认为，小小说首先是小说，它应具备小说的诸多元素，它可以借鉴长中短篇小说以及各个艺术门类的长处，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和结构，用无限的想象，制造一块无所不能的飞毯，冲出封闭、冲出固有的模式和藩篱，才能飞上自己的天空。

    无论如何，很难想象一位身着制服忙碌在一线的税务系统公务员，会在业余时间舞文弄墨，写出那么多优美动人的文字，先后获得“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百花园原创作品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冰心儿童图书奖”……被评为“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中国小小说人物风云榜——金牌作家”。但蔡楠做到了。税务与文学，在完全不搭界的两个领域，他坚守了近三十年。蔡楠的原则是，上班时不谈文学，下班时不谈税务。白天上班，晚上阅读，早晨和节假日写作。这种夹缝中生存的状态，非但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也没有影响他的创作。他是先进工作者，在税务局立过三次三等功；在自己的创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蔡楠牵头成立了河北省作家协会小小说艺术委员会，被河北省作协党组任命为主任，创办了《河北小小说》杂志，组织了全国小小说征文比赛和“河北小小说奖”评奖，培养了一批小小说作家，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了一个小小说活动的组织者。

    2015年，蔡楠荣获了“中国小小说事业推动奖”。从一个小小说作者到一个小小说作家，从一个人写小小说到带动一个区域的一群人写小小说，他亲历了小小说30多年来发展、繁荣的整个过程。

    中华读书报：1997年，你发表了成名作《行走在岸上的鱼》，引起文坛很大关注。此前你的创作是怎样的状况？

    蔡楠：《行走在岸上的鱼》是我“新荷花淀派小说”的代表作品，也是我由追求唯美的小小说到现代小小说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作品。

    我的写作自1984年开始，当时写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稚嫩和传统的小说，比如《人各有志》《合影》等作品。1987年到1996年，我开始写白洋淀，师承孙犁老师的创作风格，写出了一些被评论界称作是“新荷花淀派”的系列小说，不过还仅仅停留在唯美抒写、现实描摹、传统技法的层面，现代意义、深层叩问还不够。从《行走在岸上的鱼》发表以来，我的小小说才逐步成熟，开始用一些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进行创作。

    中华读书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哪些？好像写过多种文体？

    蔡楠：这一时期的作品比较复杂，有先锋的，试验的，也有注重形式上的探索的，比如《行走在岸上的鱼》《水家乡》《生死回眸》《我发现你头上有把刀》《叙事光盘》等。同时仍有温暖的、柔软的、现实的叙事作品，比如《纪念白求恩》《青花》《马涛鱼馆》《芦苇花开》等。

    我什么都写过，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一度还热衷于文学评论；在税务局办公室，还写过大量的通讯报道、信息简报、领导讲话。但仍能对纯文学写作坚持不懈，这些年出了16本作品集。在文学上虽没有大的造就，但无怨无悔，有时候自己就鼓励自己，毕竟在文学的天空中飞翔过！

    文学路上，有孤寂，有落寞，有撕心裂肺的疼痛，有不可言说的痛楚，当然也有太阳般的灼热，月光般的温柔，更有在现实生活中寻觅不到的精神上的抚慰和梦幻般的理想。

    中华读书报：是从什么时候和“小小说”结缘的？

    蔡楠：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小小说，真正开始小小说创作是在1984年。那时《沧州日报》“海鸥副刊”辟有小小说园地，专发处女作，我的一篇小小说《人各有志》被选用，还配发了作者照片、简介。一下子就把我多年蓄积的创作激情点燃，便一路写下去，写进了《百花园》，写进了《小小小说选刊》，写进了《小说选刊》。后来遇到了小小说倡导者、百花园杂志社的总编辑杨晓敏先生，得到了他的鼓励和引导，开始参加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也获得了很多奖项，目睹了小小说由郑州辐射全国、星火燎原遍地开花的蓬勃态势，参与了它由民间登堂入室纳入鲁迅文学奖评奖序列，进入官方文学殿堂的奔走呐喊。可想而知，这种情结是非常之深的。

    中华读书报：小小说篇幅虽短，但是正因其短，很难藏拙。你在写作小小说上，有怎样的追求？

    蔡楠：我在小小说写作上是有对自己比较苛刻的追求的。我追求有难度的小小说，希望小小说有更多的觉悟和广度。其次，我追求锐利的小小说。小小说不能太光滑，小小说要发出自己独特且尖锐的声音。第三，我追求陡峭的小小说。总之，我认为，小小说首先是小说，它应具备小说的诸多元素，它可以借鉴长中短篇小说以及各个艺术门类的长处，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和结构，用无限的想象，制造一块无所不能的飞毯，冲出封闭、冲出固有的模式和藩篱，才能飞上自己的天空。

    中华读书报：你以鱼为题，写了不少小小说，如《行走在岸上的鱼》《鱼非鱼》《鱼图腾》等等。在你笔下，鱼不仅有生命，更有思想感情意识乃至灵魂。在我看来，鱼既是一种象征，更寄托了你的文学理想与政治理想。你为何对鱼情有独钟？这种浓浓地鱼情结缘于何处？它对于你写作有何意义与作用？

    蔡楠：鱼儿离不开水，水儿离不开鱼。现实是水，小说是鱼。白洋淀是我的精神家园，正如你所说，鱼儿浸透着我的思想感情、意识乃至灵魂，也寄托了我的文学理想与政治理想，所以对鱼情有独钟啊！但在我的写作中，鱼儿是一种载体，是一种象征，它能够让我的想象飞扬起来，让我的深思飞扬起来，进而长成小说的翅膀，带着我的梦想，我的追求，我对生活的实实在在的触摸和完完全全的感受，结构成篇篇作品。鱼是我笔下的人物，但鱼又是能够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超越人类的精灵。它的诸多自由和诸多不自由，让我找到了小说的角度，给了我写作的钥匙。

    中华读书报：“荷花淀”文学流派自孙犁先生的《荷花淀》开始，涌现出了刘绍棠（《运河的桨声》）、丛维熙（《七月雨》）、韩映山（《水乡散记》）、房树民（《渔婆》）等一串响当当的著名作家和叫得响的作品，形成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底蕴和柔中有刚的美学趣味。浸润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你有怎样独到的体会？写作受他们的影响吗？

    蔡楠：我的出生地离白洋淀不远，很早便与“荷花淀派”文学结缘。我解读着一个前辈一个智者“大道低回”的崇高境界。于是，我也有了白洋淀系列小说、散文的问世。我写了《1963年的水》，写了《生死回眸》，写了《叙事光盘》，写了《关于年乡长之死的三种叙述》《车祸或者车祸》……但这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荷派小说，更多的是用现代笔法表现当下生活。但我认为，这些作品，仍然属于“荷花淀派”的范畴。因为任何流派、任何艺术都是不断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开拓的。就像白洋淀的荷花，在新的土壤、新的水分、新的环境下，会开出姹紫嫣红、新颖别致的鲜艳来的。

    中华读书报：你被称为“荷花淀派”新传人，你如何看待这一称谓？

    蔡楠：对此称谓，我有清醒的认识。所谓“新”，首先是相对于孙犁先生的“荷花淀派”而言的。其次，是内容新。先生笔下的白洋淀和我笔下的白洋淀，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管是环境、人物还是生活场景，亦或是故事都不一样了。再次，是形式新。我的小说多采用现代结构、现代手法，表现了多种形式上的探索和追求。在叙述上，我尽量避开直线型的叙事，常多角度、多方位来俯瞰故事，常表现出一种实验性和陌生化。即使是我写的一些历史题材的白洋淀小说，也采用新的叙述角度，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内心，尽可能地展现丰富的意蕴。但无论怎样变化，我都是对先生“荷花淀派”的一种继承，我在先生诗意美的文字里浸染着，我在先生塑造的人物影响下创作着，我走不出先生的博大精深。先生是一块永远的丰碑。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自己近期的创作计划吗？

    蔡楠：除了继续写新荷花淀小说系列外，目前正抽空深入城乡结合部一个叫安庄的村子，有了一系列中短篇的构思，其中包括正在创作反映农村土地确权的中篇小说《开得比花香》，反映七十年代人生育现状的短篇小说《放松》。同时还有个长篇小说《安庄》的构思，就是写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城镇的建设脚步和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农村融入城市的尴尬和痛苦历程的。

    还有一个长篇，是源于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时对一个抗战老兵的采访，我走进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一个在那个时期发生的令人扼腕唏嘘的故事，人物群体复杂，背景广阔而深邃。都深入到故事的几个发生地进行了深度采访，光是当时各地的县志、文史材料就搜罗了一大堆，连人物设置、故事框架、叙述角度都弄好了。

    中华读书报：写了那么多年小小说，驾驭长篇创作面临哪些挑战？

    蔡楠：首先是毅力的挑战。短篇小说是百米赛跑，一鼓作气就跑下来了。长篇小说是马拉松，有时间，有好的身体，还要有坚强的毅力。懒散不行，犹豫不行，不坚持也不行，得豁出去点什么。其次是技术的挑战。写小小说，短篇小说是盖小房子，写长篇是建高楼大厦。虽然盖小房子也需要技术，但支撑力小。建高楼大厦就不同了，整体与局部，上部与下部，基础与顶层，外围与内装，材料与构建，不仅需要更高端的技术，还需要更坚强的支撑，这种支撑，本身就是一种技术的挑战。第三是拒绝平庸的挑战。现在的长篇多得看不过来，再添一两部平庸之作无可无不可。我们需要的是特别的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