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不写下来就忘了

    三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就记不住人名和地名，与之对应的是我也记不住叫那些名字的人和叫那些名字的地方，当然只是那些我认为陌生的人和陌生的地方。记不住人总是很尴尬，尤其是人家记得住你。记不住地方倒还好，只是当我问我的家人和好友“我去过那个地方吗”显得很弱智。渐渐地，我发现自己也记不住年份，某件事发生在某年某月，我脑子里是一片模糊的。当然，不少时候连事情都忘记了，我真说不好我都记住了什么。

    因此回过头来看，在这么多年里写了这么多的小说就太令我高兴了，现实生活中的遗忘，多少在小说中得到了一点补偿，有时甚至像得到了拆迁款一样大喜过望。不知不觉间我成了一个用小说标记年份的人，甚至说是用小说来保存个人记忆的人——我翻一翻自己写的书就能知道那一年我在做些什么。尽管小说不是日记，记载的也不是我自己的生活，甚至都不是我自己的心情和情绪，但这份工作却映射出某个特定的时间段我灵魂飞翔的轨迹——我不知道何以来形容，对我而言，写小说其实就是我最真切的人生。

    《今晚吃烧烤》是我写于上个世纪的唯一一个长篇小说。某天，大约是在《北京晚报》上，我看到一个“骗婚”的报道，其实也不是“骗婚”，用报纸上的话说是“以恋爱为名骗取女人的钱财”，居然上当者众多。我在附录里大致保留了那篇报道的风貌。最初因为《青年文学》约稿，我匆匆写了一个中篇，意犹未尽，决定写一个长篇。

    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并且发表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就像完成了股票的平台整理，面临方向性突破。另一个促使我想写长篇的因素，是我在单位写文章因为篇幅受限，总写不痛快。1995年起我在《瞭望》周刊主持一个栏目叫“心态录”，采用口述实录，写各行各业人物的经历、故事和所思所感，是名符其实的“非虚构”，只是当时不那么叫而已。这个栏目两星期发一篇，每篇4000字。因为稿费低要求高，很难找到作者来写，作为编辑我只好自己顶上，我几乎把它写成了自己的专栏。为了采写这个栏目，我走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人，可是因为字数所限，不能充分表达，渐渐在心里积聚起越来越多的能量，就像森林被一层层埋到地下成为煤炭，日复一日便成了煤矿。因此写个长篇似乎水到渠成。

    所幸的是我自以为写出了我想要的那个样子。首先是我找到了一个调子：“有一个男人，他在同一个城市里有五六个妻子，五六个家，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这些家里出入，享受浪漫与温馨，你羡慕不羡慕？你说他是不是一个特别幸福的男人？我要告诉你，那个男人就是我。当然我还得告诉你，那是一种背靠背的生活，我在这个家里的生活是不能让其他家里的人知道的，甚至不能表露出任何一点的蛛丝马迹。”写下这几句作为开场，我自以为找到了这个小说的调子，甚至是内在的逻辑——似是而非、充满反讽，以主人公的自说自话，在表面的欣快畅美中揭露情爱骗局的荒谬。

    以我的阅读和写作经验回望这个小说，我觉得一不留神是很容易写成情节跌宕离奇所谓“可读性强”的通俗故事的，这显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也不会把写那么一个故事作为自己的叙述目标。我不反对情节，但我更注重的是去发现和表达生活和人性中那些幽微、有趣甚至是荒唐的东西，我不希望用情节去冲淡那些披荆斩棘、披沙拣金得来的就像天边的彩虹一样绚烂却是稍纵即逝的发现。我喜欢一切深藏在生活褶皱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让小说具有深度的重要因素。

    《今晚吃烧烤》是不是好小说不由我自己说，我自认为它多少还说得上有趣。时隔17年，我重新修订这本书，我还是挺惊讶自己在写作经验尚且单薄的时候居然完成了这样一个现在看我自己依然喜欢的小说，无疑在当时是超水平发挥了。

    还有一笔值得一记。当初出版这个小说之前，作家出版社的责编张亚丽说特别希望请王朔老师写个序，那时王朔老师正处在大红大紫时期，但我和他并不认识。我从刘震云老师那里得到他的呼机号，我呼了他，他很快回电过来。他一口答应给我写序，并说他读过我的小说，看见有我的名字他会买杂志。我真的是喜不自胜。我去长虹桥附近的一个写字楼见他，我们一见面就笑了，至今我记得王朔老师这样说：“其实我们早就在杂志上看过照片了，也不算不认识了。”那天王朔老师在一家日本料理店请客，还约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朋友来作陪，就像真正的老朋友相见一般。不久我便得到了王朔老师为我这部长篇处女作写的序，当时这本书的名字叫《织网的蜘蛛》。

    我是把这一段当好人好事写下来的。有些情谊历久弥新，有些回忆温暖而美好，对我个人来说甚至远远超过了文字本身。有些事不写下来就忘了，因此后记也就有了它独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