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们需要真性情

    苏童、叶兆言、张炜、刘醒龙、王充闾、陈原等众多名家，将自身最经典的散文作品汇集成册，让读者领略当代文人的精神气质与真性情。

    汪曾祺在自己的散文集中说：“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不过我以为写任何形式的文学，都得首先把散文写好。因此陆陆续续写了一些。”

    汪曾祺以短篇小说见长，小说家写散文也并不鲜见。当然，现下更多见的是为不明就理的读者定制出来的“散文”，在书店里“散文/随笔”的书架上陈列，用以卖一些奇闻逸事，让读者大呼自己的人生为何没能如此跌宕精彩。却不知跌宕精彩的身后加入了多少虚构与夸张，与其相信这是真的，倒不如去读一本真正精彩的小说。这不是读者的问题，是出版者的引导出现了些许偏差。

    文字可以柔情蜜意，有时也似猛虎袭人，冷不防撞到你，给你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迹，是在心里。文字呈现在纸上，便是纸上“猛虎”，这虎不是摆设，是一种占据中国散文创作山巅之势的霸气。苏童、叶兆言、张炜、刘醒龙、王充闾、陈原等众多名家，将自身最经典的散文作品汇集成“纸老虎”名家散文书系，让读者领略当代文人的精神气质与真性情。

    叶兆言在《桃花飞尽东风起》的后记中写道：“我写过太多文字，多得自己记不清……实在太多，说明我喜欢写，写作之外没干别的。”许多人推荐他的散文更甚于小说。有人问去江南玩要看什么攻略，就有人说，看什么攻略，看叶兆言写的那些江南散文就行了，让你从根上了解江南文化，知道哪里得玩。叶兆言的散文里有江南，有江南的景致、江南的美食、江南的文人、江南的女子，没有一味地夸赞，却写出了那里的真性情，有美好有遗憾，撩拨得人忍不住要去品一品他笔下的江南味道。当然，他的散文里不只有江南，更有那些无法从头来过的文人回忆，父辈的，自己这一代的，各自挥洒着个性。好的作家无法控制自己的写作之欲，而这不浮华，不求词藻之丰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个“真”字。

    当然，能写市井散文的小说家不只有叶兆言，苏童也写过。苏童先生的散文集中有记忆、有市井、有对人间事的评论，那位“嘶、哒、嘶、哒”吃螺蛳的洪家嫂嫂、敲白铁修铝器的老汤、有着别样风韵却命运迥异的三位美丽女子……看到这些文字景象，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苏童先生在南京的闹市区怡然自得地提着酱鸭和猪蹄，看遍人间市井，回头写下《你为何对我感到失望》。

    相比之下，张炜的散文散发出一种孤独的美，他写乡野、写故园、写那些令人精神一震的自语，他的笔下有很多值得我们反省的内容——“今天残存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也掺杂着各种各样的混乱和污垢。在这个时刻，人接受着检验，人在目击、识别，也在自我注视。人不仅仅是一个评判者和谴责者，还应该是一个自省者和忏悔者——失去了后者，一个人将也不可能永久地站立。”张炜散文集《我的自语打扰了你》，仿佛另一个自己从远处走来，感动后使人沉思。

    刘醒龙作为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双冠作家，他的散文更贴近大众关注的生活，他的笔下有龙首山的故城、云南乡间平常人家的普洱、苏北大平原的杨……当他提出散文集以《我有南海四千里》为名时，我仍记得这位双冠作家那种铿锵有力的决定，就如同他对散文创作的态度——“作品不在于大小，在于刻骨铭心”。

    王充闾先生本就以历史散文见长，他评论曾国藩的一生——“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用破一生心》写下了曾国藩，也是作者为散文创作“用破一生心”的写实。

    陈原的散文集《我在此生此世界》则更注重心灵，将内心对世界的疑问与自我理解合盘托出，“有一个我至今走在途中，有一个我至今等在路上，却始终没有相遇；而没有出发的我和已经到达的我坐在这里，却各自独处沉默，一言不发。因为在世界的两端不需要语言和声音。”这种直触灵魂的话语，捶打着阅读者的心灵，似乎一切都是自己想说的话，却被作家抢先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