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的说教

    马克·吐温是一位很容易被误解的作家；事实上，这种误解早已经发生了。由于“幽默大师”的封号，好多人会以为马克·吐温是中国的相声、小品演员式的人物，用笔表演着笑料吧，其实大错特错了。马克·吐温“那种悲剧性的严肃精神引起人们的大笑，而糊涂的人以为他只是一个给人逗笑的角色罢了”。这种误解不仅发生在相声小品逗人发笑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发生在喜剧传统并不是那么悠久的美国，乃至世界各地，自马克·吐温在世的时候开始。

    马克·吐温当然是幽默的，《傻瓜在国内》中，他描述大地震造成的种种“奇怪景象”，有妇女正在给婴儿洗澡，拎着光身子的婴儿的脚踝跑出来，好像拎着一只去了毛的火鸡，有人由于前一晚放荡了大半夜，正在补足睡眠，穿着古怪的衣服，或者什么也没有穿，跑到街上来了。有一位颇有身份的编辑只穿着一条短裤衩就飞奔下楼，刚好遇上一位打扫房间的女仆，他高声问女仆该怎么办，到哪儿去？女仆回答得很质朴，也很平静：“要是真没有办法，您可以试试去找一家服装店！”

    这就是典型的马克·吐温式幽默了，他的幽默不是自出洋相逗人即时发笑，而是沉下去，深透事物本身内在的幽默，发掘出来，让人会意而笑。像大地震种种“奇怪现象”中的幽默，不是让人放声大笑，用笑声击碎丑恶现象，而是让那种轻轻一笑，化解大地震带来的恐慌，从容地面对灾难。这是马克·吐温的善良。幽默，如果没有作家的心地善良为基础，那就会指向无辜，变幽默为幸灾乐祸，幽默于是成了油滑，成了残忍。

    在马克·吐温那里，幽默是利器，看对象而使用。“他相信坏事很少有经得住嘲笑的”，面对社会不公，专制压迫，种种丑恶，马克·吐温就掷出他的利器，毫不留情地“把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镀金时代》《王子和乞丐》中，在他的一些中短篇故事中，能够随处看到马克·吐温幽默的力量。那种幽默，嘲笑，的确是很少有坏事能经受得住的，它常常胜过了凌言厉色的批判。不过，马克·吐温的幽默却不是嬉皮笑脸，因为在他看来，“人的一切都是悲怆的，甚至幽默的秘密源泉不是欢乐，而是痛苦”。

    这是人生彻底的悲观主义。且不要急于对悲观主义下什么否定的结论，在人生的根本看法上，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更接近生命的本质，那是一切宗教产生的根源。生命的终极悲剧让人一出生就带着悲观的色彩，不幸的是，人类这种动物又带着他进化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在人性中增添了那么多丑恶狠毒的成分，加速着悲剧命运的到来。马克·吐温在1884年写的《人是什么》这篇文章中尖锐又不无痛心地写道：“一切生物都有杀生的本性——这似乎是毫无例外的；但是在所有的生物当中，人是唯一以虐杀为乐的一种；只有人类才出自恶意，为了报复而嗜杀。”马克·吐温坚持认为，人类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的想象力，这种功能，连猴子也没有，“否则他就不会那么洋洋得意了”，“在一切动物当中，人是最不适宜于在地球生存的”。

    这样的观点，大约会惹得许多“人类主义者”恼羞成怒大为光火吧。当人类不仅要在地球上生存，还要向外星球发展的时候，“洋洋得意”的人类更不会允许有人如此痛切地批判他们。然而，不幸的是，马克·吐温道出的是事实，是别人不予正视的真理。你只要看看人类用了什么样的物力和财力，用了什么样的创造智慧，发明出那么多大规模杀伤人类自身的武器，还在这个地球上得意洋洋地发布消息，吹嘘成就，就该明白马克·吐温“人是唯一以虐杀为乐的一种”动物的观点是多么准确，又多么令人痛心了。

    谁能读出幽默大师内心的悲凉呢？马克·吐温的被人误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根源在于人的盲目乐观，愿意相信假话。人，总应该慢慢长大，学会懂事。马克·吐温说：“一个人如果在四十八岁前是个悲观派，那是他懂的事太多；如果四十八岁之后是个乐观派，那是他懂的事太少。”马克·吐温十六岁时，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花花公子》《吓唬穷光蛋》发表在波士顿的一家滑稽周刊《毛毡旅行袋》上，从那时候开始，直到他1910年逝世，在他长达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都在作着一种努力，不能让人由懂事太多的乐观派退化为懂事太少的乐观派，世界上咧着嘴盲目傻笑的人太多，而皱着眉头想一想悲剧的人太少了。“笑比哭好”，并不可信，那里有及时行乐的诱惑；笑过之后，能够想到悲剧环境，想到悲剧的来源，笑才是有价值的，那才是马克·吐温用幽默让人发笑的目的。他幽默的笔从不敛起锋芒，直指人性的一切弱点。他睿智，敏锐，幽默，深刻，引人发笑不是他的目的，“幽默只是一种香味，一种装饰”，批判战斗才是他的用意。他坦然承认：“我本人一向是说教的。”

    剩下来的问题便是：我们听懂了马克·吐温的说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