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陵诗里识秦州

    日前在成都访问杜甫草堂，工作人员彭燕女士说起一件逸事：今年春天，草堂接待了三批来自甘肃天水的客人。他们分别是天水的诗人、书画家和杜甫研究者。他们走到大雅堂前，列队向杜甫雕像鞠躬致敬，代表祖先向诗圣表示歉意：因为杜甫流寓秦州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我是杜甫的崇拜者，听说此事后心潮澎湃。我至今没有到过天水，但对那座杜甫曾经寓居三月的陇右山城充满思念。1996年秋天，中国杜甫研究会在天水举行杜甫学术研讨会，主办会议的天水师院聂大受教授邀请我与会。当时我正在韩国任教，无法赴会，只好赋诗一首寄给与会诸公：“少陵诗里识秦州，苜蓿葡萄塞上秋。三月寓居留胜迹，千年诗笔壮山丘。前临蜀道重重险，却顾中原处处愁。遥想诸公凭吊处，滔滔清渭自东流。”以后又曾有几次有关杜甫的学术会议在天水举办，聂大受教授也给我寄了邀请信，可是事与愿违，我都没能成行。如今每当我遥想秦州时，心中浮现的仍是杜甫的相关诗句。虽然书架上有一册聂大受主编的《诗圣陇右行吟》，图文并茂，东柯谷、西枝村、南郭寺，这些杜诗中写到的地点都配有清晰的照片。还有一册《杜甫在陇右》，是素昧生平的作者卜进善先生寄赠的，书中对杜甫在秦州的行踪及心态有生动细致的描述。但是我心中最早出现的秦州印象毕竟是从杜诗中得来的：重山叠岭间的一座孤城，即使地面无风，空中的云彩仍然飘出塞外。还没到黄昏，月亮早就高临城头（《秦州杂诗》其七：“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胡汉杂居，城外搭满了胡人居住的帐篷（《秦州杂诗》其三：“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满眼是成熟的葡萄，山野里长满了苜蓿。羌族姑娘对烽火台上传来的平安火毫不在意，胡族少年牵着骆驼来来往往（《寓目》：“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

    秦州是天水的古地名。其实在杜甫31岁那年，秦州曾改称天水郡，直到16年后才复称秦州。复称秦州的第二年，即公元759年，48岁的杜甫就奔秦州来了。杜甫为什么拖家带口地翻越古人视为畏途的千里陇坂，来到秦州这座远离京洛的边塞小城？文献不足，难知其详。《秦州杂诗》其一云：“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次句似有投亲靠友的意思，但字里行间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凉情绪。杜甫在秦州有亲友可以投靠吗？有的，那就是杜佐和赞上人。杜佐是杜甫的侄儿，曾居陆浑。赞上人原是长安大云寺的寺主，长安沦陷时杜甫曾一度栖身大云寺，赞上人对他照顾甚周，杜甫作《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专咏其事。赞上人因受故相房琯牵累而于758年谪至秦州，杜佐何时来到秦州，史无明文，很可能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安史乱起，洛阳、长安相继沦陷，士民仓惶出逃。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故逃难士民或南奔至江东，或西奔至陇蜀，络绎不绝。秦州地方富庶，天宝年间人口多达10多万，且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又远离中原战火，长安士民逃难至此者不在少数。杜甫诗中的那位“佳人”，就是众多难民中的一员。杜诗“因人作远游”一句中的“人”，多半是指杜佐与赞上人。

    杜甫从杜佐与赞上人那里得到照顾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有杜诗为证。先看杜佐的情况。《示侄佐》云：“多病秋风落，君来慰眼前。”可见杜甫刚到秦州，杜佐即主动前来慰问。同诗又说：“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这是用阮籍之侄阮咸（字仲容）的典故称赞杜佐。《佐还山后寄三首》则直接向杜佐开口求援，第一首总述此意：“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第二首请求杜佐惠寄粮食：“白露黄粱熟，分张素有期。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第三首又希望得到一些蔬菜：“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有人说这些诗说明杜佐没有很好地照顾杜甫，我不敢苟同。“分张素有期”，旧注说是“谓别时曾有分饷之约”，也即杜佐曾答应资助老叔。杜佐住在东柯谷，其地离秦州城较远，且山路难行，正如杜诗第一首所云：“山晚黄云合，归时恐路迷。”而且谷子刚熟，唐代又没有快递公司，杜佐哪能把刚收割的粮食及时送到杜甫手中！至于杜甫等得心焦，写诗去催促，也是情理中事。要不是杜佐态度热情，杜甫又何至于主动索求？再看赞上人的情况。出家人不置产业，赞上人又是被朝廷贬谪至此，他所居的寺院破败不堪：“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他甚至在山坡上开凿窑洞栖身，今非昔比，此时的赞上人当然不能像在长安那样款待杜甫。赞上人对杜甫的善意表现在热心帮助诗人卜居，主客二人在山谷里携手而行，寻找能搭建茅屋的地点：“怡然共携手，恣意同远步。扪萝涩先登，陟巘眩反顾。要求阳冈暖，苦涉阴岭沍。惆怅老大藤，沈吟屈蟠树。居意未展，杖策回旦暮。”（《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之一）正是赞上人的热情让杜甫满心希望与他比邻而居：“近闻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寄赞上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来杜甫未能在秦州卜宅定居，并非杜佐与赞上人的责任。曾当过几年朝官的杜甫尚且囊中羞涩，身为布衣的杜佐与出家人赞上人又哪有力量援助杜甫养活一家老少？

    与杜佐、赞上人不同，秦州的土著阮昉与杜甫素昧生平。阮昉冒着寒雨，穿过草径，主动前来寻访杜甫，还劝告诗人移居安静的远村：“寻我草径微，褰裳踏寒雨。更议居远村，避喧甘猛虎。”（《贻阮隐居》）阮昉是位贫士，他在自家的菜园里挖了三十颗藠头，亲自送到杜甫家中，使得杜甫感激不已：“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筋头。衰年关鬲冷，味暖并无忧。”（《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秦州的其他土著未在杜诗中留下姓名，但在诗人笔下显得和善可亲,例如《赤谷西崦人家》：“溪回日气暖，径转山田熟。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如行武陵暮，欲问桃源宿。”诗人甚至向土著讨取当地特产的小猴子给儿女当宠物，而对方也爽快地答应了，《从人觅小胡孙许寄》：“人说南州路，山猿树树悬。……许求聪慧者，为寄小如拳。”（按：末句原为第四句，此据宋人刘昌诗《芦蒲笔记》校改）

    从秋至冬，杜甫在秦州居住了三个月，逐渐囊中羞涩，有《空囊》诗为证：“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岁暮将临，饥寒逼人，杜甫被迫携带家人离开秦州，他在《别赞上人》中说：“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又在《发秦州》中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可见他离开秦州完全是为生计所迫，那只能归因于万方多难的时代，故诗人满心悲凉。相对于长安、华州，杜甫在秦州的生活还算是安定的，他的心态也还算是平静的，秦州诗的数量与质量就是有力的证明。杜甫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作诗90多首，平均每天一首，而且多有名篇，仅被后人选进《唐诗三百首》的名篇就有5首：《月夜忆舍弟》《天末怀李白》《佳人》《梦李白二首》等。《唐诗三百首》从唐朝300年间数千位诗人的作品中精选出310首好诗，杜甫一人在三个月内所作之诗就有5首入选，比例惊人。此外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初月》等二十多首咏物诗，以及《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等排律，都堪称名篇。要是杜甫在秦州心情恶劣，恐怕难有如此高的诗兴。要是杜甫在秦州屡遭白眼，难免会写出“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于长安），“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作于成都），“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久客》，作于公安），但在秦州诗中却不见此类诗句。可见杜甫对秦州的风土人情并无不满，他并未觉得秦州的父老乡亲亏待了自己。据说杜佐的后裔仍然生活在东柯谷，阮昉的后裔则不知是否还在天水，我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因为祖先未曾照顾好诗圣而自责。

    话虽这样说，我对天水的朋友们在成都草堂的举动深表赞许。我认为他们在大雅堂前列队鞠躬的意义并非致歉，而是致敬，是代表秦州人民来对诗圣表示迟到的礼敬。杜甫来秦州时诗名未彰，他在秦州的旧雨新知仅有两三人，况且正值时局动荡，秦州人民多半未曾注意到他的匆匆身影。尽管如此，后代的秦州人民早已认识到诗圣的意义，他们用各种形式来纪念诗圣。我一向认为成都的杜甫草堂修建得如此优雅整洁，是历代成都人民为诗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同样，我也认为天水的南郭寺杜公祠、东柯杜甫草堂等建筑保存完好，是历代秦州人民为诗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我们的诗圣理应得到后人千万次的礼敬，秦州人民对杜甫的敬仰之情，一定会像清清的渭水一样奔流不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