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扇面的故事（之二）

    几年之后的一天，我忽然茅塞顿开地想：既然是这么喜欢扇面，为什么不请我的师友之中擅长书法的人给我写扇面呢？如果是师友专门为我所写，扇面上有我的名字，我可以时不时的拿出来看看，该是多么的赏心悦目？于是我就跑到和平门外琉璃厂的荣宝斋，买了扇面回来，2006年我开始求扇面。

    记忆中最愉快的就是2008年秋天向谢冕老师求扇面。

    记得那天我在电话中提出了求扇面，谢老师说：“我不会写毛笔字，更不会写扇面。”我说：“您会写毛笔字！我在陈顺馨（洪子诚的硕士生，谢老师的博士生）那里看见过您给她写的毛笔字‘青春无悔’。”谢老师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好吧，你别着急，我得去买毛笔、买扇面。”我说：“扇面我寄给您，毛笔您自行解决。”几天之后，谢老师来电话说是：“扇面收到了，毛笔也解决了，我用陈素琰（谢老师的老伴）淘汰的旧毛笔就行了，你等着啊，写完了我给你打电话。”

    谢老师是北大中文系55级的学生，高洪子诚一级，由于在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中，中文系曾经由55级和56级爱好新诗的六个学生（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利用不到一个月的寒假时间，编写了具有新诗简史性质的《新诗发展概况》，从此他们之间就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这件事虽然是出于《诗刊》社和徐迟先生的建议，却是由谢冕牵头、找人。

    谢冕出生于1932年，在他17岁中学时代的1949年8月他决定投笔从戎加入了革命军队，1955年他23岁复原以后又决定弃武从文投考了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以后，他和洪子诚就成了同事。他是同学中的年长者，又有参加革命的经历，共产党员，而且还有天赋的领导潜质和创造力，所以，洪子诚在他面前似乎永远是被领导者。

    文革之后，北大中文系的张钟和谢冕筹建了当代文学教研室，洪子诚自愿参加到了谢冕的麾下，由于张钟比谢冕毕业早、年龄大，又是中文系的干部，就担当了教研室主任，谢老师只好屈居副主任，好在谢老师对于正副也不太在意。多年之后，在谢老师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代名词、一面旗帜的时候，有一次在饭桌上大家说起当代文学教研室筹建事宜的时候，谢老师还故作幽怨地说：“我在中文系最高的职务就是教研室副主任，‘副’主任啊！人家洪子诚还当过正主任呢！”惹得全体哄堂大笑。

    谢老师没有架子，我觉得和他挺投缘，尤其是我和谢老师的老伴陈素琰还是文学所的同事，星期二一起上班的时候，常常听到陈素琰控诉谢冕的独断专行，我还给她出主意怎样战胜谢老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谢老师说话就变成了没大没小。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刚出蔚秀园向东拐，就看到谢老师脸朝后坐在一辆货车上超过了我，对我喊着：“小么，慢点骑！”之后的一天我们又碰到了，谢老师还不忘很郑重地教训我说：“小么，你骑车不能太快，太快了容易撞车的。”这件事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不久的一天，谢老师来电话说是：“小么，扇面写好了，我在北大邮局取钱，你到邮局来找我吧。”我急忙骑车从蓝旗营出发，进了北大东门到邮局，找到了刚刚取完钱的谢老师，谢老师递给我扇面说：“我从来不写扇面，你这个扇面就是孤本了。”我说：“嘻嘻，谢谢！”谢老师说：“你怎么谢我？”我愣了一下马上说：“那您就请我吃饭吧！”谢老师说：“好吧，我请你去北大食堂吃刀削面。”当时我还真不知道北大哪个食堂卖刀削面，谢老师领着我一路向西，走到原来的第三饭厅，那里隔出的一间专卖面条，谢老师熟练地排到一个队伍的后面对我说：“你要吃大碗还是小碗？”我说：“小碗。”谢老师说：“我要吃大碗，你也可以改变主意吃大腕。”当时，刀削面大碗五块，小碗四块钱，那刀削面和浇料果然好吃，我们俩边吃边聊很高兴。

    打开扇面一看，谢老师写的是：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此放翁临安春雨初霁中句也 识者谓有唐人遗韵

    录应 书仪清赏 戊子仲夏

    谢冕书谢老师的姓名章白文印“谢冕”二字钤在下面。

    谢老师的字不属于任何一体，真草隶篆都不是，那字的“横竖撇捺”都写得任情任性，全然没有显示出基本训练，可是他的字却很耐看，间架结构自是一家，排列得自由散漫而别具一格。记得当时谢老师还问我：“是‘深巷明朝’还是‘明朝深巷’？”我说：“和‘小楼一夜’对仗，应该是‘深巷明朝’吧？”，回到家查看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果然是“深巷明朝”，谢老师还是很有古典文学修养的。

    我钦佩谢老师，不仅仅因为他是洪子诚的同事和朋友，还因为谢老师是心怀宽阔、有担当的人，洪子诚2008年在《“知情人”说谢冕》文章中写到过他“坚忍”和“节制”的品质：

    ……谢冕的儿子谢阅我是知道的，小的时候还带他到动物园玩，记得是“文革”前不久出生的，因为生日正好是国庆节，所以起名检阅的“阅”字……谢阅正是事业有为的盛年，是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内科的骨干医生。八年前，他到法国进修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患的是无法治愈的脑部胶质瘤，他自己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医生，自然明白后果的严重。但是他一直隐瞒着，始终没有告诉谢冕、陈素琰，直到这次病情严重发作。

    谢阅不愿意让自己的父母受到打击，不愿意操劳一生的老人晚年还要担惊受怕，他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不多，因此，他细心地为父母的晚年做了妥当的安排，这包括在郊区购置一处房子，那种有个小小的院子（这是谢冕多年的期望）的房子，谢冕在里面种了一棵紫玉兰……

    在此后儿子手术、治疗到去世的艰难的时间里，谢冕坚忍地对待这突然事变的打击。他和陈素琰几乎每天都从昌平北七家，倒几次公共汽车到朝阳医院去陪儿子。他也仍答应、出席不知情的人们要他参加的活动，他同样写好发言稿，在会上认真发言。他在人们面前从不主动提起家庭发生的变故。朋友问起，回答也只是三言两语。

    告别谢阅的时候他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去。但系的领导，他的几个学生，和我们几个朋友还是赶到朝阳医院。在那窄小的摆满鲜花的房间，谢冕拥抱我们每一个人，但没有说一句话。他和谢阅一样，独自坚忍地承受生活中的打击。

    在《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本书里……谢冕写的是培根的语录：“幸运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应该是他所欣赏、甚至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了，以“节制”和“坚忍”来概括谢冕性格中的重要方面，应该是恰当的。他经历不少“厄运”，对待厄运，他的态度是“坚忍”，他对自己能够独自承担拥有信心，他也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和负担。他的生活中又确有许多的幸福，他懂得幸福的价值，知道珍惜，但从不夸张这种幸福，不得意忘形，不以幸福自傲和傲人，也乐意于将幸福、快乐与朋友、甚至与看来不想干的人分享。

    我敬重谢老师，很珍惜能够认识谢老师这样的人，特别是他还愿意赐给我“孤本”扇面，之后还请我吃了北大食堂好吃的刀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