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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7月27日 星期三

    步入杨绛先生的书香世界

    罗银胜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7月27日   05 版)

        两个月前,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在京病逝。先生以105岁高龄悄然告别人世,全国广大读者陷入悲哀。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们仨”,终于团聚了。

     

        在我看来,纪念杨绛先生的最好的方式,无疑是读她的作品,接受她的作品的熏陶与精神洗礼。

     

        今年书博会的“年度致敬人物”选定为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而杨绛先生终其一生,是完全担当得起这个称号的。

     

        这里我们打算以很短的篇幅,走进杨绛先生的精神世界,领略杨绛先生的书香生活。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到新千年面世的《我们仨》,再到晚近之《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先生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大家风格,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但在对文化昆仑钱锺书的一片喝彩声中,惟听夏衍发出过“你们捧钱锺书,我捧杨绛”的声音。正是为了回应夏公的这一呼吁,我写作了《杨绛传》。我在写作这部关于杨绛先生的传记时,深切地体会到杨绛先生对读书生活的情有独钟。

     

        “饱蠹楼”里“饕餮”之徒

     

        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都耽于读书,是出了名的“读书种子”,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已经不是职业所需,而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撑点。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绛先生随丈夫钱锺书先生远赴英国留学。刚在英国,钱锺书先生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杨绛先生则接洽入学事宜。她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这显然不合杨绛先生的心愿。她曾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坐落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城。她成立于二世纪下半叶,这里云集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我国知名学者吴宓曾在1903年10月至1931年在此进修,他在《牛津大学风景总叙》一诗中,赞叹牛津大学是读书人最理想的读书地方:“牛津极静美,尘世一乐园,山辉水明秀,天青云霞轩。方里极群校,嶙峋玉笋繁,悠悠植尖塔,赫赫并堞垣。桥屋成环洞,深院掩重门,石壁千年古,剥落黑且深。真有辟雍日,如见泮池存,半载匆匆往,终身系梦魂。”

     

        此“终身系梦魂”之地,是钱锺书先生与杨绛先生选择牛津作为自己留学的第一站,是否受吴宓这位师长的影响呢?这倒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创立于1314年的埃克塞特学院,在当时是牛津大学的二十六个学院之一,其在牛津学院的创建史上位居第四。两年的留学生涯,使钱钟书和杨绛体验到牛津大学谨严与保守的校风。最使他们得益匪浅的则首推学院的图书馆。

     

        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钟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这里的藏书远远超过国内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的义务。它还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

     

        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在此如鱼得水,除了听课之外,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们借来一大堆书,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杨绛在这里的旁听和阅读,有力地充实了自己的知识素养与外语水平。不过杨绛还有另一层想法,她认为,在当时“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锺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牛津的生活很安逸,杨绛先生因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她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在这里杨绛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杨绛先生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她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幽静。

     

        杨绛先生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惬意地读书,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一对“读书种子”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先生、钱锺书先生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下半年杨绛夫妇应聘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杨绛、钱锺书先生初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难于对付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因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读书生活受到影响。

     

        对此,钱锺书先生在给友人、著名报人黄裳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这层不理解的意思:“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馀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这信写于1950年1月末。在此之前,黄裳先生曾去北京采访,专程到清华园钱氏夫妇的寓所,亲眼目睹了这对教授夫妇静夜攻读的情形:“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锺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张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

     

        当时,杨绛、钱锺书先生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说是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辛勤耕读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用人类文化精华不断充实着自己。

     

        新中国以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在繁忙的政治学习之余,杨绛先生还是十分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她毕竟是研究员嘛。上世纪50年代后,她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但遭遇令人心寒。杨绛先生对人曾说过,“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锺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身居干校不忘读书

     

        “文革”期间,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一起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干校六记》里,杨绛先生写得那样克制、那样平静,充满了温情,真可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她回避了许多血淋淋的惨剧,这也许是“寄沉痛于幽闲”吧。呆过干校的人,对干校生活刻骨铭心,不堪回首。《干校六记》体现了杨绛“温柔敦厚”的风格和特点,而杨绛先生在柔弱温和的背后,性格是极其坚强的。

     

        干校后期,迁往明港。这时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到了明港,干校的条件已有改观:“默存和我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六分钟。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所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舍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这时,钱锺书先生随身携带的工具书、碑帖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他们的女儿在家,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阅读物。同伴们也暗中流通着各种书籍。杨绛、钱锺书还向“同伙”李文俊借阅了原版的《大卫·考伯菲尔》,当然,读时手边还得备好一本小册子或《红旗》杂志,以便遇到情况时拉过来作掩护。此书被读后,页面充满了杨绛夫妇用铅笔所作的“?”、“×”、“√”、“!”等各种批注。

     

        一天,钱锺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锺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杨绛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锺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锺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则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读书就像串门儿”

     

        钱锺书先生逝世后,杨绛先生一如既往,杜门谢客,潜心读书。她的闭门读书不是消极避世,不通人情世故,而是“追求精神享受”。她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却可以挨近前去听了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悌忒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

     

        杨绛先生非常珍视如此读书的自由,她曾感叹道:“壶台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及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以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杨绛先生读书时的惬意,无疑也是众多读书人心向往之的精神世界。

     

        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先生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她摆脱了世俗的陋见。她所住的房间水泥地、白灰墙,比照当今一些教授们新迁的住宅,可谓简陋之极,但所有房间都干净、整洁、雅致,涌流着一股沁人心脾的书卷气。杨绛的服饰朴素无华,毫无珠光宝气。她心系科教兴国,毅然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捐赠给“好读书”的学子。这一慷慨之举,是值得世人敬仰和效仿的。

     

        2007年夏天,年近期颐的杨绛推出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此书在坊间很流行。书名叫做《走到人生边上》,可是,真的走在人生边上,多少觉得有点玄乎,甚至感到不可思议。

     

        原来在2005年,杨绛先生患病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一直在思索《走到人生边上》这个题目。病愈回到家后好像着了魔,她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掉,然后通过读书帮助自己思索。她思路不通时换一条思路再想,这样往往一坐就是半天,能够想通一些问题。思考之余,她开始动笔。终于在两年半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写成了这本书。这是杨绛以丰涵人生历练的经验,来书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因而全书充浸着人性的美感。书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论述,后面是“注释”,其实是独立成篇的散文。

     

        《走到人生边上》这个题目,恰好描述了老人此时的境况,人已到了人生的心头,在边缘处回首往事。另一方面,也回应了钱钟书先生当年的书名《写在人生边上》。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杨绛先生在书中则称,自己已经“走到人生边上”,再往前走,就是“走了”、“去了”。她在书中,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话语重新书写了一次: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种种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老人家特有的人性的美感与知性彻悟,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杨绛先生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探讨这些玄理的,所以读起来趣味盎然。

     

        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对于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走到人生边上》可以看作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世纪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阻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摆脱了羁绊和束缚的杨绛先生,在书中更多的体现的是个人的感悟。惟其此,尤为可亲。但是,《走到人生边上》的前半部,让人看着心疼。老人家九十多岁,快到生命的尽头,还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本原,而且一丝不苟,还极认真地反思自己年轻时的过错。

     

        杨绛的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她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运用澹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先生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数十年来,杨绛先生的读书生活,充满顽强的生命力,她的著译作品,耀眼生辉,她的读书精神,天长地久。她能让每一个读书人都感受到生命的温暖。

     

        纵观杨绛先生的书香世界,既洗尽铅华,素朴平实;又是那么熠熠生辉,楚楚动人,令人神往。

     

        而今,杨绛先生走了。她以她孜孜读书、勤奋好学的一生,保持了一份难能可贵的清明与淡泊,甚至有一点特立独行。她的存在,是这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杨绛先生毕生营造的书香世界,不会因岁月而销蚀蜕变,她将永葆青春活力,芬芳人间!

     

        杨绛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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