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傻子

    1968年底共有4000多北京知青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姜傻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叫姜一凡，21岁来到内蒙古锡盟，21年后死在内蒙古锡盟。

    他的故事很多。他拉二胡非常棒，全校数一数二，小学时就常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演，还与马连良等著名艺术家一起参加过春节茶话会。文革前中央乐团就想破格要他，被他谢绝。学校广播员朗读忆苦思甜文章时，总把他拉的《江河水》当背景音乐。

    他是独生子，家里很有钱，自己有一个德国蔡斯相机，还有一特高级的曝光表，这在当时的中学生里极其罕见。但他平时总穿着旧蓝布制服，非常朴素。因为他的一些苦行僧式的举动，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姜傻子。比如他常常用馒头跟人家的窝头换着吃；他的凤头牌自行车成了公车，同学随便骑。他公开声明不想上大学，一心一意要到边疆务农。

    大约是1968年秋，姜傻子报名去内蒙古，没批，显然是因为出身问题。初冬，待去内蒙古的同学们走后，他一个人买张车票，自己悄悄地闯到了内蒙古阿巴哈那尔旗。走之前，他正告母亲，继续上班，不要送。可那天母亲还是提前回了家。他斥责母亲为什么回来？母亲辩解道我不是送你的，是身体不舒服。傻子到家附近的车站后，还是看见母亲瘦小的身影，悄悄跟着他。傻子生气了，喝斥母亲回去。母亲并没走远，躲在附近一角落，目送着他上了车……

    他特喜欢帮别人跑腿办事，每逢探亲回家，他的小本子上写满了要给牧民办的事，整天整天给牧民买东西。所采购的物品堆了半屋子。父亲感叹道：“姜一凡要是把对蒙古老乡的感情给我们十分之一，就是个大孝子了！”

    慢慢的，阿尔山公社的知青们都走了，只剩下了他在草原上放马。他骑马骑罗圈了双腿，脸被晒得黢黑，满是疙瘩。与牧民亲如兄弟，整天喝酒吃肉，不住地抽烟。有一年他为了给一对新结婚的牧民捎高级蛋糕，不惜大年三十返回内蒙古，把老妈气得扑簌簌流泪。

    后来，盟文工团和盟乌兰牧骑都曾想要他去拉二胡，他都没同意。

    他本人是独子，完全可以办回北京，但他没有。直到1981年，盟检察院缺人手，检察长亲自请他去当信访接待员，他才同意。他知道上访的苦楚，想给老百姓干点事。1983年他又去呼市上了两年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回来继续在盟检察院干。工作起来后没日没夜，啥也不顾。全锡盟检察系统一提起姜一凡，没有不知道的。能喝酒，能拼命，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蒙语。由于他有群众基础，处理来访，解决纠纷都很有一套，下去办案从没出过差错。

    现在回忆起来有两件事，我有点对不住傻子，隐隐作疼。

    那是1969年初冬，当傻子在最困难，最需要人帮助时，曾给我打过一个电报，说“十万火急，火速来我旗”。我已听说他们出了事，打死了人。但当时我在兵团处境也很不好，要向指导员请假，肯定不批，就没有搭理傻子。我们西乌旗离他们旗大约有三百多里地，来回要用好几天的时间。不过我处境再不好，如果去不了，也应该寄封信或打个电报告诉他，而我当时却没顾上。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惭愧。大约1983年左右，我的一陕西插队同学问我：“帮帮程万红吧，她现在还没对象。”程是我们学校老初一的女生，文革初期叱吒风云，舌战群雄，威镇全校。到陕西延安插队后，因为恋爱问题，精神受了刺激，加上多年吃药，把她吃得肥头大耳，远不如在学校时漂亮。父亲虽是个大使，也成了困难户。

    我想，程万红这种病如果结了婚，可能就会好的。就把姜一凡介绍给了她。姜傻子很快就和程万红结了婚，并还把程万红带到内蒙古住了一段。两年过后，再见姜傻子时，他苦笑着对我说，她真的有病，而且越来越重。刚生的孩子也不管，宁肯把自己的奶喂小狗，却不喂孩子，孩子给饿得老哭。没办法，傻子只好把老婆送回北京娘家治病休养。他们的小男孩姜炯，由傻子的母亲照料。

    多年草原生活，让傻子有一大帮牧民朋友，这些牧民一到锡林浩特就找他喝酒。他成了“酒鬼”，肝儿不好，还总大碗地喝。他回北京去见老同学聊天，总要带瓶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

    1986年因肝病他回北京治疗，曾找过我妻子，帮他联系到了302医院住院。医生说傻子的病情很危险，已有肝硬化的症状，让他一定不能再喝酒。傻子一笑置之，出了院，就天天帮同事和牧民老乡跑腿儿，买东西。每次在京期间，他就是采购员的角色，大部分精力用来帮别人办事。为了买到一个假眼球，他跑遍了全北京城。他父母感伤地对我说，姜一凡从没有这么热心地为他们老两口跑腿。

    1988年秋老父亲癌症晚期，他赶回来守护照料。这时他自己的肝病也很严重，腹水使他系不上腰带。可陪床期间，一有空还出去给别人办事。来日无多的父亲望着儿子的背影，默然无语。

    等办完父亲的丧事，傻子匆匆来我家打个招呼就走了，因为我曾帮他父亲找过一著名的治癌专家看病。他与老娘、孩子、病妻告别后，拖着病躯返回锡林浩特。路上因身体疲倦，病情加剧，把公文包丢了，里面有持枪证，傻子心情沉重，到了锡林浩特就写检查，绞尽脑汁写。两三天后在办公室昏倒，住进医院。医生通知了傻子的单位，他肝硬化已到了晚期，日子不多。

    单位决定马上送他回北京，在母亲身边度过最后时光，并给他一人买好了3张飞机票，让他躺着回去。傻子却死活不同意。他说：“赶紧把飞机票退了，给我留在这儿吧，不会有人比草原上的人对我更好了。”

    检察长只好同意退票。是呀，锡盟各地来看望他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认识他的蒙古牧民送来了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把病床下面塞得满满。仍在锡林浩特的知青们，北京的、天津的、呼市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纷纷前来探视。在3个月的住院期间，盟检察院的同志日日夜夜陪床，100多名干警都为他喂过饭菜，端过屎尿。

    到最后时刻，他进入了深度昏迷状态。副检察长亲自把他母亲和孩子从北京接到锡林浩特。但母亲走进病房，无论怎么喊他，他也无力睁开眼睛。4岁的孩子拼力大叫“爸爸，爸爸！”他毫无反响，孩子急得用小手揪着父亲耳朵，把嘴对着耳朵眼，使劲大叫：“爸爸！你睁开眼看看我呀！”人们这才突然发现傻子的眼角处滚动着一粒巨大的泪珠。可他连睁开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

    姜一凡因肝硬化死在了锡林郭勒盟大草原。留下了一个4岁小男孩和一个孤零零的老娘。牧民们痛哭失声，把一瓶一瓶酒往他身上洒，让他喝个够。有个蒙古老汉跪下来给姜傻子咚咚磕头，念叨着姜傻子快死时，还嘱咐自己的同事给他垫钱买药。

    知青们自发地凑了4000元送给了姜傻子的母亲。并对她说：当年和一凡一起来锡盟草原的有4000多人，您就当是他们每人都尽了一点心意吧。

    望着众多来送行的人群，有人感叹道：姜一凡这辈子值了。

    姜傻子真正在边疆扎了根，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草原，傻的可敬可爱！唯一的缺憾就是喝酒喝得太厉害了。还有，他对父母过于冷淡。

    姜傻子在北京生活了21年，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也生活了21年。他用他短暂的生命实践了他在学校时去农村牧区落户的誓言。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就这一点来说，他值得人们怀念。青年人脑子一热，说一些革命的话，干一些革命的事很容易，但把生命搭上，真正付诸实行21年，却不容易了。

    我们的姜傻子做到了！了不起！一转眼，姜傻子已经去世27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