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在汉口

    谷崎一生只进行过两次海外旅行，全都是前往中国。在此之前，谷崎对中国的印象，完全出自书本知识和联想。尽管《阴翳礼赞》这本随笔集中，多见谷崎对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以及美国人寻常生活的褒贬评价，实际上全是来自书刊报纸，以及汉口、天津和上海租界区里的见闻经验。

    谷崎润一郎的创作生涯长达五十五年，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年代。作为日本“物哀”审美的重要践行者，谷崎独独偏爱中国题材。刊登在《新思潮》杂志上的出道作《麒麟》，直接取材于《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雍也篇》，讲述孔子传道，途经卫国时，说服卫灵公远美色、专心治国而未遂的故事，故事的真正主角却是王妃南夫人，她奉行享乐主义的态度，开启了谷崎一以贯之的极端唯美追求。不惜因美而废道，这一理念也深刻影响到太宰治、三岛由纪夫等人。

    谷崎为何如此钟爱中国，或许是由于其少年时期即已受到的汉学熏陶。昭和三十年时，年近古稀的谷崎开始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陆续在《文艺春秋》上发表自己的回忆录《幼少时代》。其中一篇文章提到他的老师稻叶清吉，这是位崇尚王阳明学说的夫子，引导少年谷崎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领域。年龄稍长后，他又进入龟岛町的秋香私塾研习中文，诵读四书五经十八史略，从此进入对于中原文化的想象世界，不能自拔。

    书末《幼少时代的美食记忆》这则小文，作为《我眼中的大阪及大阪人》的延展，暗地里是为了反对“关东完败于关西”这一略带戏谑的论点，在美食方向上进行的论据罗列。谷崎曾经单独撰随笔一篇，名为《中华料理》的，其中有句呼应《幼少时代的美食记忆》的话语，是为“在日本第一好吃的是中华料理，其次是日本料理”——由清蒸武昌鱼到糖醋排骨，倒显得醋腌萝卜、宝来屋煮豆和关东煮有些尴尬了。

    登上黄鹤楼怀古的前一年正月，谷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人鱼的叹息》：故事发生在谷崎想象中的南京，主角孟世焘是位富家公子，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一位西洋人从热带为他捉来人鱼。孟公子被这人鱼蛊惑，疯狂爱上了她，最后在由香港前往伦敦的途中，将其放归大海。然后，在登上开往中国的海轮之前，谷崎又在《中央公论》发表《鱼之李太白》，讲述诗人李白轮回为鲷鱼，来到日本一位少女家中，与之对话的故事。

    从谷崎在文学上的发展来看，他早期的文章是经历过对西方盲目崇拜的阶段的，尤其推崇王尔德。这一切都在抵达汉口之后，发生了质变。推敲谷崎初次踏足中国之前写就的数篇中国题材小说，包括本文中未提及的《秘密》和《玄奘三藏》，可知其针对中国的创作，甚至创作本身，已进入拘泥想象的瓶颈当中。大正时期的谷崎，经济上并不宽裕，尽管对欧美有所憧憬，却不得成行。尽管如此，中国却并非如西原大辅所说的“折衷之选”，而是作家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当时，谷崎挚爱的母亲去世，与妻子又失和，他亟需在某种过往关联中找寻内心平静：中国可说是唯一选择。这趟花费并不比去美国西海岸一趟少：谷崎从《中央公论》和《新小说》处预支了数额可观的稿费，并向春阳堂售出了两本书的版权，这才筹措到旅行计划所需的资金。如果只是一次敷衍的出游，断不可能如此大费周折。

    事实上，汉口并非谷崎最喜爱的中国城市，也不是他常提的城市，但却是他对于中国印象的转捩点。从《中国之旅》可以了解，谷崎对中国北方并不太满意，甚至觉得在朝鲜和满洲时的花销纯属浪费。可想而知，当他搭乘两天两夜的快车，自北平来到汉口，甫一下车时的感受，与在北方时会是如何不同。正是由这张之洞兴建的车站开始，那些关于东方的神秘、摩登，乃至阴翳，才真正与谷崎内心对于美的孜孜所求产生了共鸣。自那之后，直至谷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中国——这最后的海外之旅，令谷崎自幼年起便逐渐滋生繁茂的、向外的彷徨彻底闭环。1926年后，他的内心才真正安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转而发掘起日本之美来。本书中的这些文章，创作于1933至1934年间，正是谷崎创作步入稳定期后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关于中国的描述，已具备立足于日本文化基石远瞰的观照感，不再需要如《麒麟》时期那般，需要以引经据典来掩饰幼少憧憬了。

    《阴翳礼赞》之前，陆求实翻译太宰治《人间失格》与夏目漱石《虞美人草》也有通读。《虞美人草》曾有茂吕美耶的一个译本，和陆求实相比，前者译笔“太日本”了些，而陆译在求实之余，尚追求中式的雅致，这或许并不适合根子里“太日本”化的日本作家，然而对于在“礼赞”思绪中盛赞中国，并长久将中国之旅的印象，转变为文学造诣上一种独特情绪的谷崎君而言，却是最适合的译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