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为什么要写历史小说

    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数位小说家曾就“为什么写历史小说”这一问题给出了共同的答案：“他们想以更繁复、更复杂的方式写作，用更长的句子，更形象的语言”。其目的是获得一种叙事能量的全新可能性，小说家们总是试图为当前的形式寻找一种具有突破性的历史范式。

    英国当代小说家、批评家A.S.拜厄特（A.S.Byatt,1936—）被誉为当今英国文坛“最富想象力与智性的小说家之一”。出身于书香门第，面对着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拜厄特难以规避由此产生的影响焦虑与历史情结。在最近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中文译本《论历史与故事》（OnHisto⁃riesandStories）中，她考察评述了当代小说的历史写作，重新思考当代作家“为什么书写历史小说”的问题，认为以往局限于帝国或女性主题，或者局限于“逃避主义”和“相关性”争论的关于历史小说创作动机的讨论过于简单化。拜厄特在书中以独树一帜的批评风格阐述了历史小说丰富的形式和主题，以及其自身所蕴含的文学能量和真正的创造性，并试图勾勒出一幅近期英文写作的新地图。

    一度受到颇多诟病和苛责的历史小说在拜厄特看来，展现出比许多直面当下现实的小说更强劲的生命力，因为“如果我们不理解先于现在并且塑造了现在的过去，那么我们同样也无法理解现在”。对当代小说产生最为直接、深远影响的无疑是带给人类物质与心灵双重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涤荡人类灵魂的灾难中，世人皆瞠目于同类间的相互残杀。从一战到二战到恐怖袭击，历史的进程从未停止过脚步，成为影响战后文学一支不曾停歇的力量。“写作历史小说的强大动因之一，是书写被边缘化的、被遗忘的、留下记录的历史的政治欲望。”在战争的阴影中书写现实的小说家们或记录战争即时感受、战时故事，或继承喜剧编年史传统，或书写重磅历史，或思考艺术与死亡。战争历史和“这些往往好辩的修正主义故事”带给英国作家“在历史时代和地理上拓宽题材的冲动”，从而摆脱了战后时期社会现实主义作家视野的局限。

    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数位小说家曾就“为什么写历史小说”这一问题给出了共同的答案：“他们想以更繁复、更复杂的方式写作，用更长的句子，更形象的语言。”其目的是获得一种叙事能量的全新可能性，小说家们总是试图为当前的形式寻找一种具有突破性的历史范式。作为艺术形式的需要，小说中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复杂的审美和智识”的原因。拜厄特也把自己对小说“可望而不可及的真实性的执着，与现代学术对艺术技巧和态度越来越多的应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艺术性与小说的语言一直是小说家关注的对象。写实性与实验性始终在竞争与合作之间交错发展，赋予了小说本身多种多样的形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意识流和随之而来的碎片式、非线性的‘新小说’（nouveauroman）和实验小说主宰着小说界，而现在小说家们重新意识到了讲故事的必要性，以及他们对于讲故事的兴趣”。当代小说中的讲故事已经无法避免形式的革新，拜厄特以约翰·福尔斯，珍妮特·温特森，彼得·阿克罗伊德等作家为例，详述了当代历史小说的多种形式，包括戏仿和模仿形式，真假档案文本交杂，过去和现在交织，幽灵故事和口吻模仿（ventriloquism），以及类型小说的历史版本。

    拜厄特在“旧故事”中发现了全新的形式和观点模式，“以最快速度重新讲述古希腊神话，感官而即时地，与此同时才华横溢而复杂地思考神话、故事、语言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并将之串联起来”。于是开启了就故事的讲述以及古老故事不可抑制的生命所进行的自我思考。在《旧的故事，新的形式》中，她着重论述了起源于西方及中东的神话传说和童话故事的欧洲叙事传统，并倡导当代小说回归历史传统，以保持叙事艺术的持久生命力。《占有》便是对这种创作理念的写作实践，小说的内容包含“口吻模仿，对死者的爱，文学文本作为持久的幽灵或灵魂的声音出现”。其中维多利亚时代的女诗人拉莫特对创作的一番感言传达了拜厄特关于历史与叙事的观点：“所有的陈年故事，都经得起传述，经得起一再以不同方式来传述。……在故事本身之外，还必须加上你自己的东西，也就是作者自己的东西，以让故事显得新颖，显得具有原创性，而不是为了私人或个人的目的来传述故事。”小说中拉莫特所作的《天真故事集》正是对父亲早年所讲述故事的加工，在继承原有故事框架的同时，诗人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体现了拜厄特在古老故事中启迪新生机的愿望。

    故事是真实的，因为它们可以平实地反复重申人类的真相——美与丑的命运，恐惧和希望，偶然和灾难。安吉拉·卡特和萨尔曼·拉什迪在1970年代说过，自己的能量更多来自阅读故事，而非阅读小说，并且运用古老的、编造的和再创造的故事轮流去吸引、诱惑、激发读者们。这验证了本雅明的论断，“故事是最古老的交流形式之一。故事的目的不是传递一个完整的存在，那是信息的目的。相反，它将信息潜藏在讲述者的生活中，作为经历传递给听众”。拜厄特回顾了《园中处女》的创作经历，她在无意间使用的隐喻中发现一种提纲挈领的神话和意义，部分来自于研究伊丽莎白一世将自己神话为童贞女王、辛西娅、戴安娜和阿斯特莱亚的经历。在写作《占有》时，她对角色和叙事的兴趣已经发生了变化，感受到一种多感受少分析、更平实叙述的需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兴趣部分在于一行一行文字选择的复杂”。《夜莺眼中的巨灵》中，神话的力量则来自于它无休无止的重复性，“神话，像有机生命一样，是变形者，是变质的，无尽地重组和改造”。拜厄特希望探讨的是这些古老的故事和形式如何具有连续而形而上的生命，只有坚持玩味叙事功能，才会发现神话的意义。

    拜厄特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实践作家的批评，这种批评展示的是作家们对自己以及前辈技艺的喜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进行文雅对话与交流的形式。尽管《论历史与故事》是一部以学者视角探讨历史与小说关系的论文集，却带着深深的作家烙印和个人风格。作为作家的拜厄特慷慨细致地描绘了自己的创作历程，“真正坦率地摊开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学者的思考和工作过程”。通常，“身兼作家的学者需要宣称有某种分裂人格，并且宣称他们的研究或哲学思考与他们作为小说创作者的作品无关”，但就拜厄特个人而言，“阅读和写作以及教学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把它们分解开是危险的”。书中所引用的作品，包括她本人的创作都与教学和理论研究保持着紧密的关联。

    拜厄特深怀批评家的责任感，“我们这些评论现代写作的人有责任让讨论保持开放、流畅并且基础广阔。我们需要创造新的范式”。也因此，她努力证明作家们写作历史小说的动机绝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简单，希望读者能够看到历史小说所蕴含的其他小说所不具备的文学能量与创造性。拜厄特强调个体与过去相联，与他者相联，包括她本人也是一个阅读、写作、教学融为一体的整体性存在。小说“从历史的短处中崛起”，我们不能抛弃历史，因为个体的身份与过去不可分离，我们也应该思考非人类，从而成为完整的人类。惟其如此，艺术家及其作品才可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