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读书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是庄锡华教授回眸经典、向古人请益,读书思考的随笔文集。书中新解、别解的取向比较突出,常有出人意表、促人思考的见解。譬如,谢灵云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周围的人们都说好,作者深味之后却有不觉其好的感觉,求师解惑,未能信服,由此悟出了不能跟着别人随便说好,自己感觉好才说好的道理。这道理又在王安石给孙正之的信里获得了证实,即“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书里读出了疑惑,又从书里得到了解释,读书细心,广搜远绍,张皇幽眇,当然会有别样的收获,书中这样的实例还有不少。司马迁《报任安书》弘扬正气,阐发士大夫立身处世的道理,千载传诵,但作者质疑司马迁写信的动机,听起来也颇有几分道理。所有这些我认为都体现了作者读书时的自觉。
古书中常有对一般生活事象的思考,因其细微、琐碎,不大能引起今人的关注,作者以事关修身,不可小觑,投注了不少心力。像寄与溺、争还是不争的考量,书中便有较为深入的探讨。袁宏道说:“凡人必有所寄”,苏轼说“调生养气,难在去欲”,生活中谁不有几样个人的爱好?寄丰富了生活,增加了情趣。但寄不能蜕变为溺,一溺便迷,迷是非、迷方向、迷本性,当国者祸国,自立者祸身。袁宏道“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揭明了“溺”的危害,而苏轼“留意”与“寓意”界限的分辩则贡献了解决问题的锁钥。作者认同人的欲求应该控制在“寓意”的范围,在这一界限内,“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这样的寄,丰富生活、陶养情性,有益无害。作者设问:苏、袁所说,都是生活中的常识,但常识缺失,不也是世人的通病?这一问让人顿生许多回味。关于争,作者对其两面性的思考也很有启迪意义。活着就要有所作为,人生于世理应有积极的秉持,但建构积极人生是不是处处都要争先,由此拓出了新的言说空间。为国家争、为民族争,理所当然;为自己争,为妻、子争,争名、争利,到头来必成孤家寡人。刘劭《人物志》)称这类好争者是“矜功伐能,好以陵人”,生活中一旦出现变故,“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落到这样的境地,岂不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可见还得重回老子的“自然”,“不争而争”,才是处世的境界。
注意古人的生活情趣,也是一个颇能引起读者关注的话题。生活条件无法与今人相比,但古人也一样有丰盈、饱满的胸怀。懂生活、有情趣,是古代杰出人物的共性。袁宏道目睹乡间小童与鸡相博后的放怀之笑,谑而不虐,让作者品味到许多人生的道理。袁枚个性张扬,辞官后倘佯于秦淮河畔的温柔之乡,他放纵的行止与好色并非原罪的说辞,居然能得士林中人的优容,可见传统的道德伦理也有容纳异端的空间。描述出生世家的张岱,夜闯金山寺玩票的疯狂之举时,能感觉到作者的歆羡,而对张岱生平的考索,将其性格概括为“痴”,称赞“痴人”也有自己人格底线的坚守,回归于严肃,在人物品评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钦佩晚年的张岱,也更能欣赏他年轻时的率性”一语,确能引起读者对俊哲先贤伟岸人格的向往之情。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书中“平居有思”一编直面社会、针砭时弊,古人的论述给作者提供了透视社会现实的思想资源。这部分文章贴近当下,见微知著,有分析、有对答,颇多建设性。日常生活中的听话与说话虽然为人留意,仍然存在“誉乎己,则以为喜,毁乎己,则以为怒”的心术公患,说好话中听,但涉嫌溜须,也不免留下骂名。作者推荐古人应对的法子,对症下药,裨补时阙。再譬如今人对身体的兴趣,花样翻新,别出心裁,作者翻检古籍,梳理中古时期魏晋士人的身体迷思,抨击他们令人侧目的污言秽行,适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一意享福谁还会去关心民族兴亡、他人死活?读书读史,借古鉴今,这样说理,更能让人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