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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雄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作《知青家长李庆霖》带有揭秘性质，揭开了历史背后很多隐秘的、鲜为人知的东西。李庆霖这个人很多人早就耳濡目染，知道他1973年曾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知青的问题。毛泽东回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是对于这个人的身世，他后来的去向下落，我们都不甚了了。《知青家长李庆霖》让我们深入地了解李庆霖，重新走进后文革岁月和文革后岁月的历史，具有很好的认识价值和史志价值。
这是一部悲剧，刻划了一个悲剧人物，书写了一个人物悲剧的一生。这个人物的悲剧，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或一个时代的悲剧。李庆霖是一个荒诞人物，他的行为确实有很多的荒诞性，但是他的这种荒诞却是一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历史造成的，是那个荒唐岁月、那段荒诞历史的折射。他不是生来便是荒唐的人，他本来可以在小学教员的职位上平平凡凡地过一生，但是时代却把他推到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让他成为荒诞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主角。因此他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这个小人物原本是一位很优秀的小学教员，作为一个父亲，他希望自己下乡当知青的孩子能够生存下去，也为了自己的家庭能解决基本的温饱，于是斗胆给毛主席写信。即便是写信他也是推己及人，不单为了一己之利，而是考虑到全国有无数知青及其家庭因为别人有关系、走后门都能招工进城，但是他们的子女却连温饱都解决不了。他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信，这个偶然的事件机缘巧合使他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参与改变了数以千万计的知青处境乃至他们的命运，为知青带来福泽。烟云散尽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最终被投进监狱十七年，出狱后孤苦无助落寞，依旧贫困交加，在惨淡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
李庆霖已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去世至今已十余年。作者黄志雄是法官出身，因此具有法官的严谨，对真人真事的把握和书写非常严谨，这与报告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某种内在的契合。他希望自己写的这部书能够成为铁案一样的一部书，让人无法质疑。为了让李庆霖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如何成为文学人物，作者下了很大的工夫。李庆霖这个小人物本性是单纯的、善良的，是有善意的、有爱心的。在他大红大紫之后也是有正义感的。同时，这个人物又是棱角分明的，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一个人。他直言不讳，非常坦率，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有时候也有鲁莽或粗鲁、粗野的行为。在他成名后，成为举国关注的人物之后，李庆霖这个人物身上的劣根性就暴露出来。他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参加革命得志后的形象，被树为反潮流英雄，成为全国人大常委，非常张扬，显示出了精明狡黠、钻营投机的性格。这个人本可成为善良父亲和优秀教师的普通人，一旦获得了与自己的德行、学识和能力不相称的地位后，他身上那些民族劣根性的东西便被激活了。这个人物性格确实非常复杂，因此他适合被作为文学人物来塑造。李庆霖的坎坷命运与其非常鲜明的个性是相统一的。从李庆霖身上，我们看到了身份对于一个人的改变；当一个人处于某种特殊的身份时，他的处境、他的表现截然不同。他在解放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后来是一名优秀的教员，但是解放后当他被加以曾参加三青团的污点继而被打成“中右分子”，他始终夹着尾巴做人，在得到毛主席回信后，他摇身一变成了正面典型和反潮流英雄。犹如小人得志鸡犬升天，甚至有点骄横跋扈，到文革结束后，他被作为“四人帮”的爪牙投进监狱，沦为罪犯后的他有了新的反省。出狱后他变成了一个萎靡不振的、晚景凄苦的老人，在贫病交加中度过残年。这个人物的个性是丰满且有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过程。出狱后，李庆霖还活了10年。作者通过若干个10年就把这个人物的一生勾勒出来，也勾连起了整个时代或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
这部书具有突出的地域特色。书里写到了许多福建莆田本地独特的事物，如过年时做的红团，把地瓜称为番薯，把酱油蘸虾皮称作“酱虾”，莆田著名的壶山兰水、谯楼等景观，还有莆田的一些俗语——“酱虾咬对箍（半）”，“地瘦种松柏，家贫子读书”，包括当地非常独特的过春节的习俗，每年要过两次春节，因为当年倭寇入侵，大年初一没有过好年于是在正月初五重新“做大岁”；当地春联要留半截白，叫作“白联头”，等等。作者对莆田的人文历史和习俗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并努力将其融入到作品中，让读者信服这本书写的确实是发生在莆田的一个莆田人的故事。可以说，这是一部有文采的人物传记，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纪实。
《知青家长李庆霖》，黄志雄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10月，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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