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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1月27日 星期三

    文坛流星王湛贤

    马国平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1月27日   14 版)

        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有一位年轻作家活跃于文坛,他的名字叫王湛贤。他曾经发表小说,出版作品集。造化弄人,他和他的作品很快犹如流星划过,数十年后差不多已经被人们淡忘。回望王湛贤的一生,可以从柯灵、《文艺复兴》《新民晚报》、郭良蕙等几个关键词去寻找他命运多舛的人生轨迹。

        王湛贤是柯灵的外甥。1943年,柯灵在接替陈蝶衣入主《万象》杂志的时候,把绍兴老家的外甥王湛贤召来帮忙。王湛贤很快以“阿湛”笔名在《万象》第三年第二期“万象闲话”亮相,写了第一篇作品《螺蛳》,显露了他较高的文字功底和文学才能。《万象》杂志每月一期,每期约20万字200页,在以后近两年时间里,柯灵带领王湛贤和另一位助理编辑杨幼生要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谁会想到,《万象》杂志在当下已成为中外学人考察当时的社会、文化、文学现象的重点样本。王湛贤在做编务工作的同时,继续在《万象》上发表文学作品,编织起他的文学梦。

        《文艺复兴》是王湛贤声誉卓起的温床。抗日战争胜利后,柯灵带着王湛贤和杨幼生到他与唐弢主编的《周报》继续从事编务工作。《周报》停刊后,王湛贤到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作校订工作。《文艺复兴》和《周报》同属于柯灵参与创办的上海出版公司,《文艺复兴》是日本投降后上海出版的一份大型文学杂志。这样一份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杂志,编辑部也就是郑振铎、李健吾及王湛贤三个人。阿湛的创作高潮在四十年代后半期,他继续发表小说,与当时在致远中学教书的汪曾祺同时起步,在茅盾、巴金、叶圣陶、钱锺书等名家荟萃的《文艺复兴》上就发表了四篇小说。李健吾后来回忆说,“这位年轻人很用功,写小说,为了鼓励起见,我们也让他在《文艺复兴》上发表了几篇东西”。李健吾可以说是继柯灵之后王湛贤的第二位贵人,同时,王湛贤在《文艺复兴》接触了一大批现代著名作家,在校订名家作品过程中汲取了创作经验。这大大鼓励了他的创作热情,他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后来居然在一年多时间里出版了三部小说集:《栖凫村》(1948年3月)、《晚钟》(1949年2月)、《远近》(1949年4月)。王湛贤的创作成果受到了前辈作家的关怀和重视,他的小说集与名家名作排在一起。《栖凫村》列入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文学新刊”;《远近》则跻身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十集。海上名家魏绍昌介绍,《晚钟》因为出版商上海潮锋出版社怕赔本,与急于出版的王湛贤讲明不开稿费。在该社出版的“文学者丛刊”中,不乏东平、吴奚若、欧阳山等人的作品集。在此之前,1947年9月群力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创作丛刊第一辑”《人性的恢复》已经收录了王湛贤的短篇小说《绿》。王湛贤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个人见闻,具有浓重的的浙东乡土气息,带有个人鲜明的创作特色。

        唐弢、黄裳、徐开垒、黄永玉、唐湜、杨幼生等人没有忘记四十年代的同道中人,他们的文章中都有关于王湛贤的片段文字。当时,王湛贤时相过从的朋友是黄永玉、韦芜、单复。单复在《义薄云天文惊风雨——悼念柯灵先生》一文中回忆道,“那时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巴金、朗西二位老师编《少年读物》,韦芜和刘北汜编《大公报》副刊《文艺》,阿湛和唐弢编《文汇报》副刊《笔会》,都是助理编辑。永玉则专事木刻,他一个人流浪来上海,和我住一起。我们四个单身小青年经常凑在一起,一杯佳茗、一盒香烟,海阔天空,上下古今,一聊就是大半天,既狂妄,又不知天高地厚。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浪漫又潇洒”。那是无忧无虑的青春年月,却还有这么多丰润的文学成果接踵而来。王湛贤的三部短篇小说集使他成为当时一名多产的小说作家。但是,王湛贤拥有的文学果实也就在这几年的狭窄时空里,从此再无佳作迭出的时刻。

        王湛贤在四十年代下半叶进入上海《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校对组作校对。解放后他在《新民晚报》做过文艺记者,后来还主编过该报的《儿童文学》周刊。他在这一阶段也有文学作品发表在报刊上,但已无过去的锐气和热情写作更多的作品,当然也没有结集出版的机会。1957年,厄运降临,老报人回忆王湛贤的“敢言”是全报社公认的。公然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使他成为《新民晚报》六个右派之一。1957年9月20日《解放日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新闻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又揭发出王湛贤、张朝杰、张云鹤、金瑞旸等四名右派分子》。事情并未止于此,王湛贤在上海郊区劳动改造时,继续散布“恶攻”言论,终被打成“极右”。没有家室的他被流放青海,最终不知于何时何地。

        “文革”结束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王湛贤的妹妹托人写信多方求助,都没有音讯。柯灵曾向也在青海蛰居过的范泉打听过阿湛的下落,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提到自己的外甥,痛惜之情溢于言表。李健吾对几十年前的王湛贤记忆犹新,他在一篇回忆《文艺复兴》的文章中伤心地四次提到阿湛:“多有希望的一位年轻人!谁能断言他今天不会成为另一位汪曾祺呢?”

        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与王湛贤的故事让我们体味了一段青葱岁月的印痕和隽永。《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老报人张林岚在2014年6月8日发表了《台湾“最美女作家”轶事》一文,叙述了王湛贤和郭良蕙的交往过程。1947年下半年,郭良蕙经有国民党军方背景的人介绍来到《新民报》工作,报社无奈把她安排在校对组。谁知郭良蕙和王湛贤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报社老总赵超构为此找王湛贤谈话要他有自知之明。三个月后,王湛贤短暂的偶遇以郭良蕙离去而告终。故事还没有完,1998年春天,郭良蕙以“国际性的著名女作家”身份来到大陆,她到上海故地重游,提出要回访《新民报》(《新民晚报》),看看从前的老同事。张林岚在文章中描写的相当生动,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动的,是王湛贤的惨淡人生几十年后还有这样一个红颜知己来眷顾:

        散席离座,摄影留念。她又悄悄问我:“阿湛为什么不来?”阿湛是她真正要见的老同事老朋友。

        我感到突然:“他不在了。1957年被错划右派,送青海劳改,病死在农场里都快四十年了。”

        “阿湛怎么会……”

        “他这个人很单纯,不像我们老于世故,他什么话都敢讲……那个时候每一句都可划右派。”

        她沉默不语,神色黯淡几秒钟,勉强笑了一笑,转身向主人告辞。

        “阿湛是她真正要见的老同事老朋友”。这样的对话和场景,对魂魄不知所终的王湛贤来说,大概也是一种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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