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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01月27日 星期三

    《小说评论》:中正、包容三十年

    本报记者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1月27日   14 版)
    《小说评论》创刊号

        “三十年了,在中国文学的格局里,《小说评论》已经是设立在陕西的一个天文观察所、一个地震的勘测站,一个守边关的哨所和一个传递信息的烽火台。”《小说评论》创刊30周年了,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如此形象地比喻这份刊物的地位和重要性。

        的确,这本杂志不仅是陕西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阵地。贾平凹说,《小说评论》在新时期文学开始后应运而生,那时是文学的春天……它在风里枝叶招摇,枝叶招摇又助长着风的劲头。

        中正包容的风格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艺术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必然对评论提出要求。当时各地陆续推出有关文艺评论的刊物,如辽宁的《当代作家评论》、四川的《当代文坛》,陕西办什么刊物?胡采和王愚提出要叫“当代XX”,李星说,小说这么红,就叫《小说评论》吧!刊物的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1984年7月,陕西省委宣传部批准刊物出版,1985年出版第一期,胡采是主编,王愚和李星是副主编,胡采和王愚先后退休,1993年李星担任执行主编。

        在《小说评论》创刊后,早在1980年成立的笔耕小组宣布解散。《小说评论》的编委会名单,便是笔耕小组的全部成员。值得一提的是,李星还是笔耕小组的发起者,他受胡采的传统观念影响,觉得贾平凹当时的小说调子太低,情绪不健康,其他人也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说法,不像柳青、杜鹏程等陕西主流作家的明朗、积极。加之当时地质界也有批评其作品丑化地质队的,李星就写了一篇有“文革”遗风的批评文章。文章太冲,当然《延河》不好发,于是胡采等人决定在1982年以笔耕小组名义举行贾平凹的座谈会,结果主要是批评。当时认为李星文章有政治背景,给贾平凹造成了很大压力。但很快他就从正面吸收了会议的意见,李星和贾平凹的关系并未受到影响。“他知道我有口无心。”李星说,陕西有评论家和作家交朋友的传统。胡采和王汶石、柳青都是亲密的同事,也是朋友。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作家和新老批评家也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关系。

        据《小说评论》现任主编李国平介绍,1985年《小说评论》创刊时为80页,定价0.45元;1987年扩版为96页,定价单本为1.2元;1991年为2.0元;1999年为4.0元;2000年为5.0元;2005年为8.0元;2008年扩版为106页,单本定价为12元;这个检索令人有点感慨,是刊物历史的一部分,或许也折射出了些微的社会经济信息。《小说评论》的三十年似乎无太多的波澜,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社会变革前行的受益者,也是新时期文学的伴行者。在《小说评论》创刊十周年的时候,评论家雷达曾说,“《小说评论》是文坛上的西北之光”,“如果没有《小说评论》杂志,西北文坛的天空将多么寂寞”。

        遭遇困境

        《小说评论》自创刊起提出和文学创作紧密结合,提供最新的小说创作信息,发展小说评论,引导小说美学,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来自全国各地贴近小说创作实际的评论文章。由于《小说评论》的编辑们和全国评论界比较熟悉,办刊组稿并不难,令时任主编李星最为困扰的是经济来源。他接手刊物时,尚属于计划经济的“老规程”,后来文学刊物自主经营,国家不予补贴,他只好亲自去拉广告。最困难的时候,连工厂的印刷费都开不了,经济非常困难。一些知名评论家的稿件,千字30元,破格也只能开千字35元。“因为经营无方,拉不开赞助,编辑受穷,亏待了作者。”有一次谈到刊物的运行时,李星忍不住掉了眼泪:自己是面对稿件、面对作者的传统编辑,不善经营,稿费低,刊物质量就无法保障。

        在当时文学期刊严重下滑的大环境下,《小说评论》坚持品质和原则,实属难能可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论,《小说评论》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对现代主义也不排斥。现在看,现实主义还是有生命力的。李星说:“我当主编用稿子从来不看人。刊物唯一的原则就是以质量为准,一发现苗头就主动约稿。刊物是文坛的公器,不能宣扬自己的观点,《小说评论》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多年来一直秉持两点,一是质量第一,二是不排斥另类观点。”李星对此深以为豪。即使是别处淘汰的稿子,李星也善于发现优点,因此培养了一大批有潜力的评论家,如於可训、李遇春、吴义勤、谢有顺、张清华等等。北京大学的曾镇南、郑州大学的陈继会、河北师大的郭宝亮、李星都约过稿子。刊物开设了“小说家档案”、“作家评论访谈”等栏目,有一次於可训打电话请李星写个计划书给他,李星一口气写了十多页。

        在李星的印象中,2006年李国平接任主编后,联合高校资源,采取多种措施,使《小说评论》的生存状况得以改善。如今,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扶持下,刊物完全解决了后顾之忧,这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成为批评思潮的参照

        “《小说评论》30年伴随着胡采、王愚、李星、邢小利等几代人的心血,若形象地评价它的历史,无大的波澜,平实二字足以概括,它烙印着母体的血统,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如果我们细究可以找出陕西文学批评的文化性格。”李国平认为,当代批评期刊的功能有多个层面,比如知识生产和传播,比如学术积累和建设,重要的是它必须敏感,保持对文学的观察与追踪,必须有当代的文学感,进入当代的进程,还要传导当代文学思想的思考。李国平说,《小说评论》这些年未必有这样鲜明的体现,但渐渐明晰起来了这样的追寻,在现场感和历史感、在自觉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和学术品位之间寻找一条道路。

        之所以《小说评论》在文学界、批评界、学术界都有很好的声望,首先是有好的传承。刊物的几位主编胡采、王愚、李星不仅是编辑人,也是八、九十年代全国一线的、一流的评论家,是他们对刊物投入了思想、情感,奠定了刊物的基础和品格。其次是有一支具备专业素养的编辑队伍。李国平分析说:“你想把刊物办成一线的或追求一流的,得有赖于想法或思想,你的文学敏感和学术认知。你得对现当代文学思潮有较全面的判断和把握。说到底,刊物的品貌就是办刊人思想的体现。”作为主编,李国平把《小说评论》看成大的学术生态链上的一环,看成一种积累,一种漫长的建设过程。一本刊物,一期办好容易,期期办好很艰难,不可能长年累月都理想。

        “《小说评论》不敢奢谈目标,我想有一个基本定位,就是鲜明的实践性、深厚的学术感、历史感和现场感相统一,学理内含和鲜活的表述相统一,以后万一有人在看它的时候,仍然会把它看成有价值的鲜活的批评生态、批评思潮的参照。”李国平说。“这样一个中正、包容的办刊风格,在我们国内的批评刊物中,是独树一帜的,文学界、批评界、学术界都有很好声望的这样一本杂志,这本杂志不仅是陕西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中国批评界至关重要的阵地。”李敬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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