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庞公比较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巴黎,教科文组织让我带一封信给他,因为那时庞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研究课题的国际编委。他们好像弄不清庞先生的地址,失联了。我太太在教科文工作,所以他们就让我给庞先生带封信。我那时候只是听说过庞先生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教科文组织的这套丛书选择庞公作为编委,中国学者中可能就他一个人。虽然当时我对庞公思想不了解,却因此对他印象很深。
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筹建,很多学者都到北大去开会,包括一些年纪很大的,像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周一良先生,任继愈先生等,李泽厚、庞公,包括我的老师朱厚琨先生,他们都还是中年,我是在那个时候得以认识庞公。无论是读他的文章还是听他讲话,都感觉到庞公思想性很强,看问题能入木三分。他每说出一句话,谈一个问题,都有一种天然的逻辑性。我想他的学术研究和一般学者不太一样,与他的语言能力,思维敏锐以及洞察力、思辨力很强有关。刘梦溪先生像对庞公画像一样,说得非常到位。与庞公没有长期密切的接触,我们感受不到他的魅力,他的思想有魅力就在于他对任何一个问题的看法都有逻辑的思考。如果说他是这个家那个家,他首先是一个最善于思考的学者,他说出来的东西,写出来的东西都具有思想家的特质。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是从哲学到中国哲学,再到中国文化这么一个历程发展过来的。所以他的思想有特殊性,一般的学者很难做到。80年代文化热,庞公是这个思潮的引领者,很多文章,如对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传统、现代,以及对文化本身的思考,在当时都很有影响。
他的著作分为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三个阶段,70年代主要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而70年代到90年代都是建立在50年代后期对哲学的最基本的思考之上。他对马克思主义也有独到的看法,他更重视逻辑,这就是刚才牟钟鉴先生讲的他对黑格尔三大规律的研究。
庞公的思想品格,人格,和他的文章一样,很深厚,很难见到底,在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孤独。他有一篇文章,好像是在钱文忠给他编的集子《蓟门散思》里,序言里有一句叫“独学无友”,在黑暗中摸索。我印象最深的是“独学无友”。在庞先生心里,他和一般学者也不太一样,他不能完全把自己心底的东西拿出来。这和他的文章风格是一样的。但是他为人很诚恳,我和他交往20多年,是师长和朋友,也说一些心里话,但无论谈到什么事,他总是淡淡的笑一笑就过去了。
和老一辈思想家、哲学家、学者比起来,庞公领域比较广博,学术视野很宽。这从他留下的文章和专著可以看出来,而且,从理论的建树到考证,他都擅长。从传统的文献到地下出土的简帛也有很深入的研究。
现在80岁以上的学者,大致应该算第二代学者(第一代如冯先生、梁先生,现在要100岁以上),这代学者中,在学术界有影响、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也很有限。庞公应该说是第二代学者当中最有思想建树的一个。我们对他要做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刘梦溪先生的发言,是一个很深刻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