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先生对我学术成长影响最大

    庞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答辩委员，我也算是他的学生。回想起那段岁月，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庞公。我在北大读书时，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比较多一点，后来到了《历史研究》杂志社，杂志社近代史的传统比较强一些，能将近代史和古代传统结合起来，其中庞朴先生对我影响最大。

    1978年，庞朴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的《孔子思想再评价》，在我看来，是可载入史册的。好像在一篇访谈当中，庞朴先生说，当时写这篇文章是冒着要掉脑袋的风险。庞朴当时得风气之先也是和《历史研究》，和当时的环境有关。我听到杂志社的老辈人回忆，文革后期，黎澍、丁伟志、庞朴等几位先生经常议论时政，他们当时有一个看法，认为文革结束之后，应该主张思想解放，批判封建主义。像庞朴先生写出《孔子思想再评价》，我听丁伟志先生讲他也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也是参加什么会议，也发表过。不过影响最大的是庞朴的《孔子思想再评价》。现在不太了解当时情况的人，认为这是重新评价孔子，是从港台新儒家引入到大陆的思潮。实际上不是这样。当时《历史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在文革时期《历史研究》恢复出刊，但到文革结束后那段时期，刊物仍然很少。庞朴先生当时是《历史研究》主编，发表那样一篇文章，有他独特的地位和环境。这篇文章开启了新时期以后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和儒家文化研究。

    记得那时候，我要从北大到杂志社工作了，暑假期间专门读了庞朴先生的论文集（好像是《沉思集》）。庞先生在文革前对儒家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他是一个推动者、引领者，当时出了很多名家，庞朴先生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再一个就是在简帛研究方面，庞朴先生是我们很多人的引路人，他担任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推动简帛研究，集合了一批人，使很多原来没有接触过简帛研究的人都参与到上海博物馆的研究当中。

    1984年5月初，赖永海要到南大读博士，《历史研究》到北大去找接替赖永海的人，所以我五一之后就去了杂志社。主编和副主编的办公室和哲学编辑室隔着一块三合板，实际上是把一个大屋子分成两边，我在那期间和庞公有过一些接触。80年代，庞公有着特殊的地位，被称作庞公，那时候称“公”的很少。像任公，还有石公，再一个是庞公，别的称“公”的不记得有谁，当时就是这“三公”。那时候称先生的是冯友兰。

    我的硕士论文给寄给庞公的，后来通知庞朴先生，说哪天要答辩了。在《历史研究》主编的办公室里面，他说我要给你提几个问题，他提出的几个问题，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记得有一个是“气”能不能作为概念范畴。我觉得这个和元气意思差不多，都在用。后来我也都查了文献。另外一个问题给我印象也很深，我一直比较困惑，到现在也没有想清楚。但从中可以看出庞公读书的细致。《国语》里面讲“阳气俱蒸”，庞公提出：既然是俱，那么能不能理解成阳和气都在蒸发？当时我的理解就是阳气都在往上蒸发，庞公提出能不能分开理解阳、气？我答辩的时候他也没有再提，当时我也答不出来，现在我也仍然觉得是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庞公读书看问题的细致，精微。他思维的缜密，在学界是非常突出的。

    刘梦溪对庞先生的刻画确实非常形象，他说作为人文学者，他的头脑如数理般精确，是学术界的电脑高手，思辨力惊人。这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庞朴先生到了山东以后，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组织第一次会议，我当时看到会议材料里面有一篇《山东大学报》对庞朴先生的访谈，其中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儒学研究院和儒家文化研究院有什么区别？庞朴先生就讲，儒学和儒家文化是个什么关系？他讲到，儒学是儒家文化中的精髓、精华的部分，是讲学术、讲道义。儒家文化是分成三个层次的，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思想观念层面。非如庞朴先生思维之缜密者是讲不出那么清楚的问题的，后来过了一年，我讲国学与中国文化，国家学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把留了一年的《山东大学报》又找出来，我说庞朴先生讲儒学和儒家文化是什么关系，代进去讲就是国学和中国文化是什么关系。国学应该是中国文化当中学术知识的精华的那部分，或者是精英文化那一部分。庞朴先生在文化理论分析概括和分析它的结构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当时我在博客上写过一个短文叫《庞朴谈儒学与儒家文化》，由此而谈国学与中国文化。

    去年，有一个在我们学报工作过的人，说要编一本社科院学者的故事，打电话来问，我不好意思推辞，讲了两个。一个是丁伟志先生，他说要下地狱我先下。编辑室主任说你要下我们跟你一块儿下，当时确实有那种风气。庞朴先生作为主编也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庞朴先生教我学电脑。大概是在1993年期间，庞朴先生对电脑已经很专业了，我的电脑知识就完全是庞公教的，从1993年的286，到后来的386，到WIN95，一步一步都是他教的。他还专门到我家去用PC2，那时候WIN不行，他教我用PC2怎么删，怎么格式化，怎么用鼠标，一直到输入法等等。跟电脑怎么玩儿，下围棋，这也都是跟庞公学的。

    1987年，《史学情报》上发表了一篇庞公访谈，题目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这篇访谈把庞公关于文化理论的基本的见解都讲到了，一个是关于文化是人本质的展现和成因，这是庞公对文化的看法。庞公说文化既是进化发展的，又是不同类型有民族特点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不是互不相融，而是互相促进的。庞公的辩证法思想（有人说化入骨髓），可能突出表现在庞公对于文化理论的阐述上。比如时代性与民族性，既讲了时代性，就是文化有进化的一方面，又有多元的，讲到民族性与全球化的一些问题，另外文化结构的三个层面，互相联系，形成一个系统，这里面讲到文化有其器物层，制度层，思想观念层，这三个层面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了文化的有机体。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无异于是文化结构三个层面的逻辑展开，它表现为物质层面变化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及心理层面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结构的三个方面可以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予以说明。记得在90年代庞公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那篇文章是我发的，发的时候，杂志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唯物史观讲生产力是基础，庞公提出文化的思想观念是核心层面，这应该怎么理解。我当时回答说文化研究本身就是要补充对于唯物史观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所以它本身和唯物史观有所不同，也可以相融。那篇文章讲到了这个问题，和近代转型这个逻辑结构。我到现在经常在讲这个问题，就是从1840年龚自珍、魏源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已经遇到一个思想观念的问题。我觉得庞公这方面讲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有，庞公说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文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争论，有人认为，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才出现的问题，中国古代没有文艺复兴，何来人文主义呢？庞公说，西方的人文主义是相对于中世纪的神文主义而言的，我觉得庞公讲得非常对，我后来也经常讲。西方主要把人看作自然的独立的个体，有独立人格，中国主要把人看作是社会的群体的分子，这是一定关系的角色。这两种看法都不够全面，合理的关联应该是二者的统一。这个也是非常辩证的，就是他是群体中的一分子，又是有独立意识的个人，所以他既是演员又是角色，这也是庞公的辩证法。

    庞公说王权主义，讲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王权主义，和人文主义能协调吗？王权主义是人文主义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势，是人文主义在一定发展阶段表现于政治方面的形式。我想人文主义是就整个文化而言的，人文主义是哲学方面的派别，人道主义是伦理学的概念，王权主义是政治学的概念，他们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别。那个时期庞公分析得这么精细，的确有惊人的思考力。

    二零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社会上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我写了《人本与民本》，提出人本是文化概念，民本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可能是在这方面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庞朴先生的影响，应该说庞朴在文化理论方面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的。

    （本版文章根据刘梦溪、李中华、李存山会议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