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树

    我的老师去世了。他的名字叫大卫·帕克（DavidHeywoodPark⁃er，1943-2015），是澳大利亚人。在牛津获取博士学位后，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多年，后辗转到了香港。如果列举老人家的成就，怕是会占掉很大篇幅，或许我所能描述的只是一个学生眼中的师父。

    想到帕克教授，便会想到暖暖的阳光。年少时，他惯于在澳大利亚的海滨追逐打闹，沙滩阳光铸就了他生命的基调，所到之处，就把一份热情和温暖传达开来。我们在香港中大入学的第一天就见识了他的豪放。见面仪式后，他拉大家到了山上的酒馆，酒转流觞，除了畅所欲言，还要高歌几曲。他没有曼妙的歌喉，但兴致到了，一定是要唱的，而且席间必要有酒。他曾去北大讲座，晚宴时，上了高度数的二锅头，他喝起来像是白开水，一下子就交足了北大的朋友。虽然是头衔众多的资深教授，但他会让学生感到：你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

    有这样的教授，做学问是不会苦的，因为他把学问熔铸于人生，很多时候是教学生如何做人，而不是学究于某个专门的知识。比如，我们每周见一次面，他耐心地、反复地要教会我的是如何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人应该如何活？如何让生命的力量绽放？等等。然后，教我如何带着这些基本的思考去关注文学作品，看伟大的作家们如何思考探讨它们，进而看作家们的思考和探讨对于我们当下的意义是什么。久而久之，他的主张渐渐地融入了我对生命和求知的思索，慢慢的领会了一种人生观：人生来如一粒种子，种在土壤里，接下来是你我的责任为这种子施肥灌溉，让它茁壮、成长，把作为种子蕴含的那份力量释放出来，长成枝叶繁茂的大树，不留遗憾。人行至此，或许可以依树小憩；或许可以欣赏树形树冠的美；甚至闻得到花香、品得到果子的香甜。一株树，在生命力量饱满绽放的同时，也实现着有益于他人的社会价值。

    这种有机的、盎然的生命观或许把帕克教授引向了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文学，他着迷于这一种他无法阅读的语言背后蕴藏的智慧。他坚信，浮躁的现代社会需要蕴藉的中国古典智慧的滋养，并逐渐教我认识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大量吸取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对自己深厚的文明有所忽略，是时候尝试着“读回去”了（readback），即用中国的哲学思想、文艺理论来读西方，让中国优秀的文明再次发出自己的声音。本着这种思想，他引导我读中国的典籍，虽然他读的是翻译，但很多时候，他对中国思想的洞见让我大开眼界，比如“文以载道”，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但他觉得没有一种语言如此精辟地概括了文字的精髓。

    慢慢的，帕克教授引导我把《红楼梦》作为博士研究的对象，当我提出质疑，认为很难在前人的基础上出新时，他让我看他手中的杯子，看随着杯子的转动窗外射进的阳光在杯子表面做的光与影的互动。他说，一部作品、尤其是经典，就是如此耐得住把玩，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不同的形态和光泽，总是那么的熠熠生辉，此外，如果用心去看，你的观感总是有别于他人的，你的解读也一定是与众不同的。研究的对象，需要选择经典，如果是最好的作品，那就更好，因为它会给你富足的回报。就是这样，我被一个外国师父领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另外，他本人除了哲学、文学评论，还是个作家，特别注重文字，鼓励我每周写一篇东西，英文、中文皆可，试着捕捉住一个想法，饱满地阐发出来。听从他的话，坚持下来，本来晦涩的文字，竟渐渐有了一点文采。现在，我也时常用同样的方法引导自己的学生。

    上一个月，我有幸去日本开会，采用的就是《易经》乾卦解读康拉德的作品《阴影线》。《易经》为已经行至山穷水尽的这部作品的解读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会议组织者用闭幕发言一半的篇幅来褒扬这样一种尝试，但就是在闭幕晚宴上，我得知了帕克教授去世的消息。生命如同被掰去了一半，无法复原。我在大阪市中心游荡，听得到泪水不断落地的声音。本以为泪流尽了会平复心情，但一个月过去了仍是如鲠在喉。痛苦逼着我察看生命与死亡，才逐渐意识到精神可以在死后存留。我的这位老师，不就如远方的一株树吗？仍然用他思想的氤氲，滋养我们的精神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