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的“战斗”

    翻阅《米塞斯回忆录》（[奥地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黄华侨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百年前奥地利的境况与当今中国的境况交替闪现在脑海里。

    一战前，为改善奥地利的住房条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公共住房周年纪念基金”为一般性住房建设融资，不过这些资金也用于支持两个单身公寓项目建设（希特勒就住在这些房子中的某一间）。此类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反对的。切实改善恶劣住房条件的策略，是削减现有房产和地产回报的税收，这正是米塞斯在“住房改革中央协会”所积极推动的。

    1918年秋，君主政体崩溃，在奥地利商会的米塞斯孤身一人劝服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鲍尔放弃了与莫斯科建立联盟的设想，阻止了布尔什维克分子掌权。米塞斯成功说服鲍尔：奥地利的布尔什维克试验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陷于崩溃，也许只能坚持几天，协约国可以毫不费力地迫使维也纳布尔什维克政权屈膝投降。

    排除上述危险后，米塞斯开始倾尽全力阻止通货膨胀。经过三年努力，实现恢复预算平衡，中止纸币的继续膨胀。早在1909年，米塞斯发表文章“奥匈帝国黄金偿付的合法恢复问题”，引起奥地利通胀集团最有权势成员的抗议。

    浮光掠影，我们得以一窥米塞斯在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狂澜之下推动市场经济的骑士风范。为什么要开启民智？米塞斯认为：“邪恶的存在恰恰是因为以下事实：大众缺乏足够的智识，无力选择通往他们向往的目标的手段。通过暗示的力量，现成判断可以轻而易举地强加给人民，这就表明人民没有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这里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米塞斯告诉我们：“相比启蒙运动时期遭遇的那些冲突——迷信与自然科学、暴政与自由、特权与法律面前的平等之间的冲突——经济学说的纷争对我们作出判断的能力提出了更高得多的要求。”那么，为生计奔波的大众如何才能达到那么高的要求？

    在介绍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时，米塞斯说：“作为先驱者和创造性的思想家，他们认识到人们无法规划科学进步，也无法根据计划培育创新。他们从未试图宣传他们的理论。只要人们具备了接受真理的天赋，真理就会凭着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如果人们缺乏掌握真理的主旨和意义的能力，凭借粗鲁的方式教训人们口头信服一个学说是没有用的。”这段话很像中国的传统智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干预主义和计划经济，其思想上都扎根于无所不在的精英情结，妄图用完美的制度框架去取代演进过程，这跟远古的灵知崇拜和数百年来的现代性崇拜一脉相承。米塞斯在后来谈及干预主义时写到，“即便一个小官僚也会认为他比公民更智慧更优秀并且企图干预一切”，“有没有办法对付这样的境况呢？我要说，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公民的权力；公民们必须防止自认为比普通公民有更高智慧的专制政权。这就是自由和奴役的根本差异”。

    埃里克·沃格林在《新欧洲的民主》中进一步阐明：社会的成员要准备着不把精神问题和理性问题变成政治问题，要抵制社会中出现这样的集团，想利用国家权威优势把他们的信仰和观念强加给他们的同伴公民。因为“精神领域的治理服从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理性领域的治理，则服从思想自由和讨论的自由”。沃格林也是当年维也纳大学米塞斯研讨会的成员之一。

    米塞斯研究院的塔克教授在《米塞斯回忆录》介绍中写到：“对米塞斯来说，自由之路是通过正确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心性高远，透出其信赖真理的高贵和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