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这一届诺奖授予这位女记者实际是在重申文学宽阔的本质性和古典意义上对文学的理解……在古典意义上，对于人类生活以及生活中的重大事变的叙述和观察就是文学。不论在西方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文学都具有这一层面的意义……所以，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力地证明了文学的根本指向性和伦理的根本责任。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及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非虚构写作者的意义（《新京报》2015年10月9日，《诺奖证明新闻写作同样可以抵达不朽》）。

    有两种诗人，全集诗人和选本诗人，前者我们需要通读他们的全集，了解他们的一生，后者我们只需要读他们为世人所公认的几首诗就够了。顾城介于这两种诗人之间……他给予汉语新诗一种独特的贡献，这种贡献之后鲜有继承者……深思顾城诗歌中的独特性，仍然有益于今天的写诗者，同时，也有助于将他从早期的“童话诗人”迷梦和晚期流亡异国的鬼影憧憧中挽救出来，赋予他一种新的生命，这种新生命主要由语言和声音所构成。

    ——诗人、评论家张定浩撰文《顾城：夜的酒杯与花束》深度解析顾城诗作的究竟（《收获》2015年第5期）。

    重新阅览这批民国期间的汉学译著，对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学人来说，温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窥知民国学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也会刺激吾人反思，认真思考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景，更进一步，探索文化传统的重新阐释与新知介入的关系。知识体系的变化当然与传统的重新阐释有关，是外因的影响大呢，还是内因变化的成分居多？

    ——学者郑培凯在《民国汉译的价值》一文中谈到今人重读清末民初译介到中国的西方汉学名著的必要（《读书》2015年第10期）。

    在我成长的年代，作家必须要表现劳动人民、歌颂工农兵，只有他们才算普通人，才值得写……我是从那样一个时代过来的，所以我很反感别人要求我写什么，我写不了遵命文学。每个作家都有强项和弱项，十项全能也可能是十项平平，只有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情才可能写得好……我不会为写普通人而写普通人的，假惺惺的政治正确多没劲。什么叫普通人？精英在我眼里也都是普通人。

    ——说到为何在作品中多是访谈文化艺术、商界精英，而不怎么触及普通人，作家查建英如是说（《晶报》“深港书评”2015年10月11日，《查建英：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的两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