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近张爱玲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返港复学。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纽约、柏克莱、洛杉矶，异域的巷陌，留下她彳亍的身影，但这些地方之于张爱玲不过是天地逆旅，她的来处与底色永远是上海。

    法国作家皮埃尔·戴尝言，如果我们不曾考虑到他（毕加索）是一个生在十九世纪的安达露西亚男人，就永远无法探究他的感官世界，他的情欲以及他最终的艺术表现。准此，企望理解、诠释张爱玲及其文本世界，自也应深入她置身其间的彼时上海，将之“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e），而这或许就是文史作家蔡登山先生《临水照花人——〈色·戒〉中的郑苹如与张爱玲》一书的用意所在。书中，作者俨如一位博洽多闻的向导，引领着读者在时间之途中漫步回溯，一点点走近张爱玲，走进《色·戒》的内里。

    就如何走近张爱玲，作者“以简驭繁”，由张爱玲来言说“张爱玲”。如她简单的乐趣：在阳台上看“电车回家”，“一辆接着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幽邃的感喟：“她（苏青）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起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令人击节或扼腕的情爱观：“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坦率说，鉴于张爱玲特有的自觉的疏离：无论世易时移，总是清坚决绝地将自己包括在外的行事风格，作者采取这样的书写策略是明智的。留白中，不同的读者或可得到自己的那个“张爱玲”。

    而对于《色·戒》这部小说的背景、由来及影响，作者则不惜浓墨重彩，以九章的篇幅详切剖析。第二章“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概述了《色·戒》在读者中引发的不同反应；第三章“‘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邨与李士群”，第四章“一山难容二虎——丁、李的反目成仇”，第五章“一个不寻常的女人——郑苹如”，第六章“重寻《色·戒》的历史场景”，第七章“刺丁案的几种描写”则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色·戒》这部小说或然的背景及女主人公“王佳芝”可能的现实中的原型；第八章“张爱玲的偷梁换柱”，第九章“从《色·戒》看张爱玲的爱情投影”则着力诠释张爱玲的创作手法与创作心理；最后，在第十章“平心论《色·戒》”中，作者提出了自己对这部小说的见解。由上述章节可见，作者的行文确乎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阅读《色·戒》及探究其文本之外的世界。

    当然，《色·戒》绝非影射小说，虽然它有时代的倒影；它也断非张爱玲的忏情之作，纵使个中有她的情感投射。《色·戒》是一则对人性对欲望对情爱迷思进行“临床式”观察的准确记录——这是一种我们陌生而又景慕的言说与观看。张爱玲不需要读者的眼泪。“眼泪也还是身外之物”，这是她深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