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泛滥的传略

    文人写传与学者立传有大不同:文人笔下，常带感情，对传主的描绘，体现着自己的好恶，或丑化，或溢美，多是变形的状态；而学人的笔致，遵从理性，靠材料说话，警惕一己的情绪，呈现人物的本来面目，足可据。

    所以，对文人写下的传记，我总是当作散文随笔而读，比如孙郁和祝勇关于历史人物的书写，所取之处，是他们自己的思考和观点，至于有关传主的的种种，我均不当真。近来读孙郁关于汪曾祺，那是他自己的无限衍发，把汪曾祺整体夸大了。祝勇有关故宫的风花雪月，也是一味放任激情，文采飞扬，意象频仍，让人不敢据实理解。

    所以，我特别爱读“纠偏”的文字，因为作者对历史和人物有悲悯心。譬如2015年第一期《长城》有一篇王春来的长文《寻找真实的韩复榘》，我一经阅读，就放不下，午间在床上，我反复读了两遍，感到有朴实至真的用心，让人顿生敬意。

    韩复榘是被文人严重“糟改”了的人物。始作俑者、也是影响巨大的，是相声家侯宝林。他的名段《关公战秦琼》给韩复榘定了基调。韩复榘做了山东省主席之后，为光门面，给他父亲做寿，唱堂会。唱了《千里走单骑》之后，老爷子不高兴，点了一出《关公战秦琼》。只此一举，就把韩老太爷塑造成愚昧无知、刁蛮跋扈、混蛋颟顸的冬烘形象。其实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的时间是1930年9月5日，而韩父卒日为1925年12月7日，时空有大错位。韩父韩世泽是个饱读诗书的人，他经过十年寒窗，在光绪十二年（1886）考中了秀才，是个头上有功名的人，断不会把一个在汉代、一个在唐朝的两个不搭界的人弄在一出戏里。而且韩世泽的至交高步灜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他的《唐宋诗举要》在六十年前就是大学中文系的必读书，他不仅对韩世泽崇拜和器重，还主动把自己的侄女高艺珍许配给韩复榘为妻。这就坐牢了韩世泽绝不是蠢材。

    后来的文人在写到韩复榘时，也延续了对乃父嘲讽的笔调，而且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经典的是，把《游泰山》一诗安在他头上：远看泰山黑呼呼，/上边细来下边粗。/有朝一日调过来，/下边细来上边粗。还有一系列“名言”，譬如：“没有来的请举手！”“懂得七八个国家的英文。”“行人都靠右走，左边留给谁呢？”“那么多人抢一个篮球，一人给他们买一个不就得了吗！”活化出韩复榘胸无点墨、不懂人事，只会穷兵黩武的草头王的形象。其实韩复榘本人是个儒将，同其父亲一样，也是个广读诗书、腹笥充盈的大学问家，而且极懂书法，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不仅如此，他重视保护文物，即便是有到处题字的冲动，也守身自持，而且饬令不许在泰山上乱写乱刻——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一文中说：“很奇怪，泰山上竟没有一块韩复榘写的碑，这位老兄在山东呆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想到在泰山上留下一点自己？看来他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准备投他一票。”他极重视教育，即便军费紧张，也绝不削减教育经费的下拨，以至于蒋介石诱捕了韩复榘之后，为了寻找杀掉他的口实，问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韩复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买鸦片烟的？”何思源毫不犹豫地回答：“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买鸦片。”（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与见闻》）。韩复榘还特别重视知识，敬重进步文人。1922年，韩复榘听了梁漱溟的“儒家哲学”讲座后，就对梁漱溟心存敬佩，主政山东、河南之后他都请梁先生去搞“乡村建设”（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载《人物》1986年第六期）。

    总的来说，韩复榘骨子里是一个文人，有很强的独立人格，但他又不懂政治，不懂得变通，触犯了蒋介石的利益，根本地，是他的内心锦绣害了他。可悲的是，后来的文人，均以蒋介石的逻辑复制、覆盖韩复榘的真实性情和真实面貌。

    著名学者于植元教授说：“韩复榘虽然是军阀，但他是一位学者，他的古文字学、音韵学的修养很深，诗写得好，字也不错。记得黄侃先生在北京讲学，很激动地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才——韩复榘，那么多人听我讲学，只有韩复榘全懂！’”于植元感慨道：“我们现在不学历史，只看文艺作品，看电影，听相声，以后还不知把人教育成什么样子！”（于植元：《传统文化刍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于植元教授的话，醍醐灌顶，令人反思。我们的文人，要有起码的治学道德，切不能一味地放纵自己的主观意绪，更不能人云亦云，放弃从材料出发的存疑态度，否则就会“妖言”惑众，贻害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