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好人”

    长篇小说《渔童》，是赵丽宏先生继《童年河》之后，奉献给长篇小说文坛和阅读界的又一重要成果。

    作家创作《渔童》，用去了自春季到秋天大约七个月的时光，但读者却可以在朝夕之间，把这分为二十四章的故事浏览一过，体验“一口气读完《渔童》，跟随小说人物上天入地，穿越劫难和恐惧，体味荒唐年代的人情冷暖……”（曹可凡语）的阅读快感。仅此一点，就说明了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它有着一种在开卷之后，吸引人读下去，而且想要把故事尽快看完的文本魅力。这是作家创作的灵妙所在，更是文学作为传播型艺术作品的真谛之一，足以证明作品获得了读者内心的认同。但仅仅故事好看、仅仅文本可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学还关系着世道人心，关系着审美接受，关系着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它的创作与问世，一定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也就是文学社会学方面的意义。

    从情节上看去，《渔童》讲述的是“文革乱世”时期发生的一个悲情故事。或如出版者印在本书后勒口位置上的推介文字中所说：

    《渔童》以一个十二岁男孩的视角和经历，展现了“文革”前夕和“文革”中发生的故事。小说中，一件珍贵的明代德化瓷雕（渔童）历经劫难曲折，被保护流传，主人公童大路和教授韩先生的传奇交往，童家和韩家两个家庭在危难中结成的友情，为读者了解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小说描绘了一个复杂动荡的时代，剖视了当时的人情和世相，凸显了生命的珍贵、人生的希望——不管文化和艺术如何被践踏，人性如何被扭曲摧残，人间美好的情感和对真、善、美的向往，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消灭的。

    作品中的这个“十二岁男孩”就是童大路。作为上海市内一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他在当年的暑假中与“文革”不期而遇。一时间，耳闻目睹的抄家、烧书、砸瓷器等反文明的暴力行为，固然让他怵目惊心，而小人得志猖狂、贤哲蒙冤遭难的社会现实，是非易位、黑白颠倒的时代氛围，更让他感到心灵迷惘。

    出于少年男生的淳朴本性和对韩家人的朦胧好感，童大路甘愿担起“小偷”的嫌疑，悄然帮助正受迫害的主人，冒险藏匿了国宝级的珍贵文物德化白瓷——“渔童”。故事主线至此凸显出来，有关的人物逐一登场，并各自按照其性格逻辑，参与起着故事情节的起伏。

    虽然《渔童》中的空间场景并不多，但无论是在1966年8月的那个暑期学生返校日，苦口婆心地谆谆教导学生“要学做人，要学知识……要做个有良心的好人”（第十七章《要做有良心的好人》）的刘老师，还是坚信“我家的书是被他们烧了，可是他们烧不完天下的书，更烧不灭书里的精神……烧不断中国的文脉……书的内容还会在读者的心里记着”（第十八章《书是烧不完的》）的韩先生，以及沉着应付世变的汪所长、替主人卖书散书的老婆婆、善良热情的童外婆，虽然着墨多少不同，但有关言行都表现到位，足以给读者留下鲜明而深刻的阅读印象。

    除了对“文革”的悲情揭露外，《渔童》自然还载负着作家所想要通过作品昭告于世的“精神正能量”。于是，在作品中笔墨较多的胡氏父子，便被塑造成为了出于一己私利，忘旧恩，负大义，得志便猖狂，不遗余力地助纣为虐，迫害贤良的小人典型。尽管从古至今，他们在社会舞台上从未缺席过。

    终于，恶父遭遇车祸，最后精神分裂，而恶子出外打工后影踪全无，获得了“现世报”的人间恶果。1976年“文革”结束后，小学时代被韩教授在中外文化艺术上点拨过的童大路，在学业上不断进取，获得了中国古代艺术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他的弟弟在中学毕业后从了军，妹妹则考上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深受孩子们欢迎的小学教师。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家正是通过这样的终局安排，借助作品落实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人间正义法则，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中国传统文化信念，而深刻揭露和批判“文革”的立场，至此也得到了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形象化表达。作家为“破四旧”这段不堪回首的民族耻辱史作了真诚写照，从而使《渔童》的意义大大溢出了儿童文学的范畴，而足以成为巴金生前所大力倡导的“文革博物馆”中不可多得的文学陈列品。

    我觉得在《渔童》的创作中，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文学构思也显得更加灵巧。体现在本书中，其虚写情景、实写人物，并用必要“梦境”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等艺术处理手法的运用，既恰到好处地寄寓了创作的主旨，又在篇章字句之间“留白”到位，给读者留下了适当的回味余地和无限的想象空间。因此，小说虽然很快可以被看完，但诸如如何去做一个“有良心的好人”，“要学做人，要学知识。否则，将来会后悔无穷”等社会命题，依然萦绕在阅读者的脑海中，继续令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