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不说

    著名诗人郭枫先生为推进中国文学批评事业，提携后进，在台湾组织出版《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丛书》，第一辑8册，作者8人均为大陆中青年学者、批评家，承蒙郭枫先生厚爱，我也忝列其中。郭枫先生主编这套丛书，持绝对开明原则，各册文章，由作者独立自选，文集书名也由作者自拟自定。我本人这册，自拟定的书名是《说与不说》（新地文化艺术，2014）。

    在《说与不说》这个集子中，我选入了两类文章，其一是自我1990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的硕士论文《近年非理性主义小说批判》开始、刊载于期刊的多篇文学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对当代文学的学术理论表达；其二是自2000年后，尤其是近10年来，我在报刊发表的文化批评文章，以及数篇未为报刊采用而独自发表在网络博客中的文章的选集。选集这些文章，我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借这个文集的出版，向关注我文学、文化批评的读者朋友集中展示我的批评旨趣，求教得失。那么，我为何要自拟书名为《说与不说》呢？

    说与不说，是学者治学的基本功。学者之为学者，简略而言，是以文字为工具对读者作学术言说。但学者的言说，之所以具有学术性，根本上讲，不在于使用文字，而且在于针对于言说的话题和对象，懂得取舍裁剪，无论深入浅出，有效地使用文字。学者治学，无言不立，过犹不及。说与不说，不仅要致力求“简”，而且还须得“要”，简要兼得，是学者的基本功，铁门限。

    说与不说，表现着学者的风格旨趣。比如中国的诗学，宋代倾向于“诗贵含蓄”，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欧阳修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都是主张含蓄的诗学。“含蕴”，就是不“直白”，不把话说尽，忌讳的是“露”。所以，作诗的语言功夫，考究的不是“说”，而是“不说之说”，这也就是唐代司空图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然而，到了明代，风气一变，“直抒胸臆”是一个贯穿明代的主流诗学主张，到了李贽的笔下，写诗作文，不仅是“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式的直抒胸臆，而且是“发狂大叫，流涕恸哭”、“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的意气书写，而其后的袁宏道，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旗帜下，更主张“顷刻千言，如水东注”、“字逐情生，但恐不达”，即口不择言的文字宣泄。比较宋明，直白还是含蓄，尽言还是简约，说与不说，风气使然，性情作主，岂有一定之规？

    说与不说，深而论之，还是学者精神的形而上理想。孔子说“予欲无言”，这就立意于“不说”。他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立意于“不说”，是他不愿代天而言，他更不想因为自己的言说屏蔽了人们对天理自在的体认。庄子后来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其实是从道家的自然立场把孔子“欲无言”之教，极端化地推到了“不言之教”。孔子“欲无言”，留下了一部《论语》，庄子倡导“不言之教”，留下了一部《庄子》。究其实质，他们的“无言”与“不言”，是在天人之际考量自我为人的言说，敬畏天命或崇尚自然，其“不说”是为其“说”的形而上基础。

    说与不说，究极而言，是学者担当与否的抉择。汉武帝时，司马迁直言汉武帝，为战败降敌的李陵讨功请命，获“诬罔”之罪，并以领受“宫刑”（阉割）而得赎免死刑。“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接受的是最屈辱的刑罚。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含辱求生，而鼓舞他生命意志的却是撰写《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魏末嵇康为挚友吕安辩冤而遭连坐入狱，“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而最终因他素所轻慢的钟会趁机向大将军司马昭进谗言而招杀身之祸。嵇康被处死时年仅39岁，却无比从容洒脱。临刑时，他对三千太学生求以他为师而不获准的情形，似乎并无感念，“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他生命最终的慨惜只是古琴曲《广陵散》在他身后无人传承。（《晋书·嵇康传》）著文作诗，嵇康无疑是一个信任文字而且擅长文字的豪杰。然而，与司马迁不同的是，嵇康慷慨生命，绝不为“说”而乞生。说与不说，含辱求生与从容就死，司马迁与嵇康，千古风流，如何论长短高下？

    《易传·系辞》说：“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说与不说，一生为学者，便是一生的切身课题。我自拟书名《说与不说》，值此当下碌碌之境，追慕先贤，以向往之心，明不达之志，而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