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其书，识其人

    1899年，殷商契文开始为人所识，研治甲骨，遂成一时显学，当时成就最著者，有“四堂”之称，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后又有“四少”一说。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作序，称：“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后“四少”于学术各有成就，白眉卓然。观堂慧眼识才，此又得为一佳证。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容斋，又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弱冠之年，为补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之缺失，开始编《金文编》。1922年，先生与其三弟容肇祖同游京师，并以初中学历被破格录取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毕业后，曾在北大、燕大、广西大学任教，1949年后为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

    于省吾先生曾为容氏作传略：“其著述之勤，立说之矜慎，并世罕出其右者（“罕”原文作“无”，为容先生所改）。所印行金石各书，已传播于海内外。而《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二书，锲力十余年之久，尤能集金文之大成。”

    容先生毕生治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外，于碑帖书画涉猎亦广，用力极深。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皇皇22册，共收录容庚先生学术专著25种，可谓其一生学术总结。而这本《容庚杂著集》，与之相比，且“杂”且“小”，却也不无可观。正如编者所言，《容庚杂著集》是在《容庚学术著作全集》最后一册《颂斋述林》乙编“杂文”类基础上拓展增益而成，补充了《颂斋述林》编定后散见各处的容庚先生新发表的相关文章以及其早年较有价值的代表性论著，并酌收一些友朋信札和家书，共160余篇，分为传谱、序跋、评述、书信四类，“俾一卷在手，便可粗略了解容庚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专长”。

    第一部分传谱类计5篇。其中《我的自我鉴定》是容先生在文革中保存下来的唯一一篇“自我鉴定”。“人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人。最后的结果，惟有等待被赶出中大校门外为止”，知识分子洁身自持的风骨跃然纸上。所附容肇祖撰《容庚传》，梳理其一生行历亦颇详。第二部分序跋类计39篇，多为其治学甘苦有得之言，也可藉以了解相关著作的内容和作者背景。其中谈及的不少问题，还可以与容氏其他著作前后相承印证。第三部分评述类计47篇，是有关文史、丛帖及书画家和书画作品的评说。其中，《我对于汉字简化方案的意见》、《汉字简化不容翻案》两文，是容先生关于汉字简化研究的代表之作，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于当下仍具足资借鉴之价值。《王国维先生考古学上的贡献》一文，是研究王国维自沉之谜及东西土文字分域的重要资料。本部分还摘录了若干书画册页上的题记，并辅以插图，读者更可藉此欣赏到容氏手迹。第四部分书信类计80通。首篇《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是容氏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真诚袒露。致郭沫若、胡适等书，内容多为往还论学。1931年10月4日在给郭氏的信中，透露出先生对刚刚发生的“九一八”事件的严重关切，深怕在日的郭沫若不明真相，故动员他回国。先生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深深植根于从小种下的“拯救民族危难”的潜意识之中。在给郭的另一封信中，容先生写道：“弟近来少作文，多发表材料，以有材料则人皆可作文，不必自专其利。”学术乃公器，然知易行难，于今仍如是。

    2014年是容庚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山大学曾宪通教授作为容庚先生当年的学术助手，以八十高龄亲力亲为编集是著，以纪念先师。尊师重道，薪尽火传，则又可谓是一段学术佳话。

    读其书，识其人。翻阅《容庚杂著集》，不免时时可以想见这位岭南学术巨擘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