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学”研究的重要创获

    近800年来，《四书》对汉字文化圈的影响至巨。自朱子之后，历代学者阐释《四书》者甚夥，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且有所谓“四书学”之称。然而，相对于《五经》的研究来说，当代学者的《四书》研究则显得寥落许多。据笔者目力所及，除了一些论文以及《四书》译注外，国内学者从整体上对四书学进行综合研究或专题研究的专著仅有傅武光《四书学考》、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朱汉民与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等寥寥几部。此外，黄俊杰主编两部论文集《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也颇值得关注。不过，这些都大多是从哲学角度的研究，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则比较罕见。此外，还有钱基博《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四书注解存目及存书目录》、《新解四书注解群书提要附古今四书总目》、戴扬本和顾宏义《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周春健《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但这几部书，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作研究性专著。

    顾宏义先生近著《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以下简称《论考》）一书，则弥补了这个不足。《论考》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对宋代《四书》文献的专题研究，包括宋代《四书》文献的兴盛及其社会背景、宋代《四书》文献的编撰与传播、宋代《四书》文献与程朱理学的发展三个专题，以及关于孙奭《孟子疏》真伪、《大学》改本、经筵《四书》讲义三个问题的考辨。下编是宋代《四书》文献的考证，勾稽文献，分论语类、孟子类、论孟类、大学类、中庸类、学庸类、四书类7类罗列宋代《四书》文献书目，并作出考证。顾先生精于宋史与宋代文献的研究，对宋代《四书》文献这个论题可谓驾轻就熟。以笔者看来，《论考》一书最具特色之处就是学术性与工具性兼备。

    《四书》形成于宋代，然而，相关研究尚显不足，对于宋代《四书》学领域许多问题，学界只有模糊的认识，并未有详细考证，以致发论未稳；也有许多论题尚未为学界关注。《论考》于此皆有创获。前贤时哲发论未稳者，如：《四书》定名年代问题，《四库总目》以为“自朱子始”，此说一直为学者所引用。顾先生则通对朱子相关言论的爬梳，推知朱子所用的“四书”概念，虽然“推进了‘四书’概念的传布”，但这个概念只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的省称，尚不能视之为专名。顾先生甚至还注意到，陆九渊再传弟子钱时以《论语》《中庸》《大学》《孝经》为“四书”；又注意到，张栻的《四书解》是后人汇集，并非张栻自己所定之名。进而，通过勾稽史料，顾先生认为“四书”作为专名，“大体出现于宋宁宗嘉定年间”。这个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这也就纠正了自清初以来就已经形成的错误认识。又如，关于《孟子疏》一书真伪问题，历代争议颇多，莫衷一是。董洪利早年以其为伪书，后来观点有所修正，亦认为很难有确切结论，“可以暂且存而不论”。以为《孟子疏》为伪书的证据，其源头当上溯到朱子。据《朱子语类》卷十九载，朱子弟子滕璘录朱子之语说：“《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识其人。……其书全不似疏样，不曾释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岐之说耳。”朱子之论语焉未详，且并无上下文作铺垫，也并没有提及孙奭的名字，我们也就根本无从知晓朱子所谓的这个《孟子疏》是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后来又收入《十三经注疏》的那部《孟子疏》。也就是说，朱子言之凿凿，即使确证如此，但并不能据以定《十三经注疏》中的《孟子疏》为伪。顾宏义先生别辟蹊径，从《金史·选举志》中找到金朝科举教材“《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的记载，指出，“题名孙奭《孟子疏》也应至迟在北宋末之前已在社会上流传”，“无明确史料证明其非孙奭所撰”。同时，顾先生还为朱子之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时传世之《孟子疏》，乃已经邵武士人的修订加工，而其文字时有粗陋、或有与原义相戾者，因不合朱熹之意，而获得如此劣评。”从立论依据来看，这个结论比较稳妥。

    《论考》一书对宋代《四书》文献的注释体例作出分析，对宋代《四书》文献的著者可考者432人的年代、地域分布、身份背景等情况分阶段作出考察，对宋代《四书》文献的出版与传播问题的探究，对宋代经筵《四书》讲义的考辨等，都是前贤时哲未曾研究过的问题。这充分体现出顾先生独特的学术眼光，同时也使《论考》一书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宋代《四书》文献颇多，朱彝尊《经义考》著录516种，然而其中存在一些错讹，比如遗漏、重复著录、时代错置、错误著录等情况。在《论考》下编中，顾先生勾稽史料，对《经义考》纠谬补缺，共得书目783种，并依《经义考》体例而略作改变，逐书逐人对其加以考辨。其所考辨者，包括著者生平、学术渊源、著作的卷数及序跋、历代书目的著录，以及版本存佚与馆藏情况等，有时还附有顾先生的按语，颇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其对《经义考》著录谬误之处加以更正者，如薛季宣《大学说》，《经义考》以为其亡佚，而实存于《浪语集》中，并未亡佚；牟子才《四书易编》，实则为《四尚易编》；《刺刺孟》一书的作者刘章，前人以其为金朝人，而顾先生则考证为南宋初年人，绍兴十五年进士，淳熙四年致仕，《宋史》卷三九〇有传等等。《论考》中于此783部书考辨详细，具有的很强的学术性；同时，该书广泛搜集，巨细靡遗，亦具有很实用的工具性。

    《四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学界四书学的研究相对不足，以至于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至今仍未得到纠正。比如，笔者见过许多学者撰文立说时，言及宋代时《四书》已经取代了《五经》的地位。这恐怕与事实并不相符，《四书》传播广泛、普及面广，其学术地位较之前代有所提高，并不能说明《五经》的地位就有所下降了。《四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去取代《五经》的地位，其道理其实很浅显很直白。二程曾说过：“《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这只是为了突出《论》《孟》的重要性，而并没有以《四书》取代《六经》的意思。南宋大儒朱子的这句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也是理学家所广泛认同的：“《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书》之阶梯。”这就很明白地揭示了《四书》与《五经》之间的关系，治《四书》只是一个阶梯而已，其最终旨归还在于治《五经》。本来，经学家都认为，《五经》皆与孔子有关，其中蕴含着宇宙义理和圣人大道。而《四书》，除《论语》中有部分是孔子弟子记录的孔子言论外，其余都是孔门后学的著述，因而，也就不可能与《五经》等量齐观。这样才与理学家的道统观相符合。而这一点，我们从顾先生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从《论考》的下编，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四书学文献数量众多，但是质量参差不齐，除了兼治《五经》的大学者，如二程、朱子、吕祖谦等人外，很多专治《四书》的学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其成就并不宜高估。很多学者是因为学力不足，可以治《四书》，而无有能力去治《五经》，但这并不能说明，在他们心目中，《四书》已经取代《五经》。这本该是常识，然而却有着如此的误解，这就更加显得四书学研究的不足，以及《论考》一书的学术价值所在。我们期待有更多学者可以循《论考》一路，完成辽金时期、元明清三代，以及日本、朝鲜、韩国等国《四书》文献的研究与考证，而这将势必会使得四书学的研究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