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的甲骨学活动

    传教士是一个奇特而尴尬的群体。他们为中华大地带来了近代科技之光，又成为列强侵凌我赤县神州的马前卒、敲门砖；他们既是士大夫笔下“西程九万里，东泛八年槎。蠲洁尊天主，精微别岁差”的奇人，又是平民百姓眼中摄魄勾魂、取髓挖肝的恶魔。甲骨文被发现之后，西方传教士成为较早关注甲骨文的知识群体。在阶级斗争、敌我对立的视角下，他们被看做或等同于攫掠中华文物的盗贼。而在思想解放、中西学术思潮交互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待西方传教士早期的甲骨学活动，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邹芙都教授、樊森博士的新作《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正是系统总结、客观评价20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甲骨活动的佳构。

    人们的认识容易囿于时代的桎梏，难以脱离。“引古绳今，阖代皆应有贬”，同样地，用今人的眼光审视、省思前人的认识，并不是出于纯粹的矫枉，而是还思想、认知一份尊严与自由。学术研究应该具备一种“荆人遗弓”式的胸襟与“天下公器”式的情怀。就甲骨学而言，甲骨是中国的，甲骨学则是世界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的付梓，正是对既有认识的纠正与反思。君子日新其德，不蹈故袭，不践往迹，学术的发展有赖于这种积薪式的批判。作者运用群体性视角，系统梳理了西方传教士的甲骨学活动，包括其购藏甲骨时间、经过、数量，甲骨的流布与著录，总结了其甲骨学贡献，最后从当代中西学术交流的角度，指出深入研究西方传教士甲骨学活动对于夯实甲骨学国际性显学地位的重要意义。而今该著得以付椠，笔者作为责编，认为该著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出彩：

    一是笃实的基础工作。“上穷碧落下黄泉”、“竭泽而渔”式的资料搜集，是历史工作者推崇的方式。甲骨文的发现打破了传统殷商史研究“文献不足故也”的尴尬处境，同样，对甲骨学学术史的研究也需要丰富的史料做支撑。该著的撰写在资料搜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原始材料，还是后人论著；无论是中文元典，还是外文文献，靡不勾稽明晰，网罗赅备。特别是传教士甲骨学活动大事记、论著目录、甲骨著录片号对照表的编撰，既为西方传教士甲骨学活动研究理清了脉络，同时也裨益学人，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二是严密的考据分析。考据虽不能“尽史学之能事”，但却是治史的基本方法之一。学术研究是“无证不信”的工作，任何论断必须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上。《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平息了许多聚讼纷纭的争论，为甲骨学学术史研究扫清了不少障碍。如对西方传教士甲骨购藏始年的考证，作者从史源学的角度比次各家观点，逐一缕析明辨，最终得出方法敛于1903年在山东潍坊购得的结论。

    三是全面的论述综核。该著从群体性视角对西方传教士的甲骨学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研究对象看，包括方法敛、库寿龄、明义士、怀履光、福开森等，皆为早期甲骨学研究的俊彦；论证的过程中，又随视角的转换关联众多国内名家，构建了一个清晰的甲骨学学术网络。从研究内容看，涵括了西方传教士甲骨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购藏、流布、著录、辨伪、校重、缀合等。纵览该著，西方传教士的甲骨学活动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四是平和的语言文字。编校过程中，笔者多次求教于邹芙都教授，邹教授“即之也温”的随和、谦逊、爽朗，令笔者印象深刻。同样，该著对甲骨学的钩沉，深入浅出地以平和、简质的语言铺陈，读之有一种大美无华的亲和力。“行文简浅显”，对于该著之读者，特别是如笔者般的外行人而言，拾级而上，也能管窥甲骨学学术史之一斑。这样的学术著作，对于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大有裨益。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是在当前西方专业汉学潮流与中国学术界密切交互、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对“传教士汉学时期”的深入考察。综观全书，作者的撰述旨趣似并不仅仅在于纠正既往认识，突出传教士之贡献，而是以20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甲骨学活动为抓手，以甲骨学、中国学的国际化为视域，审视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其最终落脚点仍在当前的国际甲骨学研究上。对于早期西方传教士甲骨学活动的审视，有利于学界扫清门户、国别之限，推动甲骨学研究的发展。在中华走向复兴的今天，学术研究应满怀自信，以兼收并蓄、握发吐哺的襟怀，对待中西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该著的问世，正是这样一种自信的体现。

    就笔者自身而言，编辑经验尚浅，工作过程中多有疏漏，仰蒙邹教授不弃，以“匪手携之，言示之事”的学者风范，多传教益。该著付梓后，笔者兴奋不已，想起东坡“应似飞鸿踏雪泥”的诗句，撰得此文敢陈鄙见，一者雪泥鸿爪本叙往日遗迹，与该著异曲同工；二来该著整体清新自然，似与诗句意境若合符契。牛溲马勃之论，尚祈有益于观者；扪烛扣盘之说，诚望大谅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