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新维度：徽商与明清文学

    文学史研究无疑在越来越走向深入。以往许多不为人所知晓的文学家和文学现象陆续得到关注，各种文学场域、文学事件也被描述和挖掘。当然，对重要作家的研究以及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也在持续。不过，这些研究似乎还是上承“考据——评析”的套路，而由于注意点的分散，总体上不免给人以“碎片化”的感觉。近读朱万曙的《徽商与明清文学》一书，觉得耳目一新。

    在历史学研究中，徽商因为中外学者的共同关注和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话语对象。商人一般以经营为生，他们精于盘算，整天和金钱打交道，身上多少散发着铜臭气。徽商何以与明清文学发生联系？这书名首先就给人以好奇感。细读之后，我们才知道，徽商与其他商帮有区别，他们“贾而好儒”，用戴东原的话说是“虽为商贾，咸近士风”，由于他们的家乡徽州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在经商之前多少都读过书，经商之后，也乐于和文人们交往，从而和文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当是作者选择“徽商”而非其他商帮之于文学的关系作为论题的原因。

    接下来的疑问是：徽商与明清文学真的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吗？本书所给予的系统考察，带给我们的是对文学史的重新审视。

    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文人有着密切的交往，例如生活于嘉靖、万历间的一个叫方用彬的徽商，细心保存了他所拜访的包括申时行、王锡爵在内的达官贵人和包括王世贞、吴国伦、胡应麟等诸多文士的名帖和手札达700通。这些手札现在竟然还保存在哈弗大学图书馆。它们显示了徽商与当时官员和文士们交往的事实。书中引录了大量的徽商与文士交往的文献记载，如袁中道的《吴龙田生传》所记录的一位叫吴文明的扬州徽商对他本人及袁宏道尊崇有加，甚至让两个儿子跟随袁宏道学习；还有的徽商以自己富裕的物质条件给文人以帮助，像清代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就对厉鹗、姚世钰、陈章等浙江的文人们以真切的关怀和帮助，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本书上编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徽商对明清文学的影响。一是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徽商中的一部分就是书商，他们刊刻各种文学作品传播古代和当代的文学，有的徽商则帮助文人刊刻其作品集。二是对戏曲的影响，徽商的文化消费，客观上促进的明清戏曲的繁荣，有的徽商还介入了戏曲创作。三是徽商既获得经济利润，又重视教育，从而提升了家族文化的品位，其中也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或者“文学爱好者”。四是徽商的活跃，使他们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除了通俗小说中有大量的徽商形象，还有大量的传记，也以他们为题材。

    上述诸方面的考察，作者用“文学生态的变化”概括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阶层的扩增对明清文学的影响。的确，以往的学者关注到文学作品对商人生活的书写以及商人形象的塑造，而对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徽商如何与文学发生联系以及如何影响到文学发展，本书是第一次认真而系统的审视。它无疑扩展了文学史描述的视野，还原了诸多未知的文学史面貌乃至细节，深化了对文学史丰富性和生动性的认识。

    本书的下编对明清两代徽商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这涉及到文学家身份的认同问题。已故文学史家章培恒先生曾经说：“从受外国人影响有中国文学史以来，中国文学史书上所肯定的作家实际上都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肯定的那些作家，真正是自己发现的就是五四时候提倡新文化的人所发现的，一个是从李贽到袁宏道、晚明小品的一条线，另外一个就是戏曲小说。除此以外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不过晚明翻新花样，杜甫原来说是忠君，现在说是人民诗人，换个标签而已。”现有的中国文学史，大约称得上是“士大夫文学史”，商人即使有创作也是不可能跻身其中的。本书在爬梳由明而清的徽商创作同时，重点介绍了方承训、汪然明、扬州“二马”、程梦星、江春、鲍廷博等人的创作。这些徽商，本来和士大夫身份的文人就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也是士大夫中的一员，如程梦星。他们外在的身份是商人，但精神追求却不同于其他商人，他们的创作和以笔墨为生涯的文人可能在质地上有差别，但也各有特色，是明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支流。对这个支流予以梳理，同样能够深化对文学史的认识。

    本书的“结语”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作者认为，经济史关心的是纯粹经济的史实，文学史对每一时期经济的描述也笼统和抽象，都没有深入到具体商人的层面分析。本书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复原了经济史中最活跃的“人”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空间。对此，作者在结尾有明确的表述：“文学史的研究，需要我们扩展视野，无论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要素，都需要我们深入底里，细心挖掘；更需要在这些惯常的要素之外，发现新的要素，进行综合的分析和研究。文学史的研究，还需要我们打破以往的思维局限，不断挖掘新的材料、发现新的问题，从而使我们越来越接近历史的原貌，获得新的认知。”应该说，本书从商人与明清文学的维度，达到了这一学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