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女经历的兵荒马乱

    对于抗战，若只有纪念碑，那么民族的记忆就只能以一种替代性的抽象表达传承下去，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除了宏大的整体思考和集体叙事，人们也需要触摸到一种细节性的丰裕和真实。

    1937年夏天，只有13岁的南京女孩吴大年本应在南京女中和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做出未来的选择，去经历一个孩子的成长，但七七事变爆发了。在南京沦陷前，吴大年的外公带着一家九口人踏上了逃难的漫漫历程。一家人从南京出发，辗转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最后逃亡至云南昆明。吴大年在逃亡过程中虽然从没有见过日本兵，离恶魔最近的一次是敌机“灰色的双翼，涂着无耻的国徽”以及“伤害了九个人的生命！断送了七个人的自由！”的航空炸弹，但死亡之手在逃难者的背后时隐时现，若不急匆匆地颠沛流离，就会被它抓住。吴大年将一路所见所感写成了4万字左右的《小难民自述》，于1940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75年后，该书又在江苏人民出版社面世，时值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正如作者所说，写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纪念自己，书中虽有呼喊，但更多的是详细记述了自身和家族的不易，开赴前线的战士和车辆，后方权威的公共秩序维护者，各阶层的逃难者，等等。书中虽然也大量描述了异乡的社会和风景，但这绝非一本轻松的游记，阅读时，我们时时会感受到一名少女在死亡阴影下的警觉不安与严肃紧张。一个人在想什么就会看到什么。太平盛世里体面家庭中的女孩来到田园和异市，总是会因自身的从容不迫而从异域中发现多彩生活的美好，但抗战的特殊背景却让吴大年一路上对死亡表现出了特别的敏感，并深刻地思考生与死的意义。如她的目光没有过多停留在除夕农村忙碌的村民和“村前静静的溪水里，有着不少的人划着小船”上，而是特别注意到了农家“活泼泼的又肥又大的鱼，陆续被捕，好像被判决死刑的囚犯一般，无抵抗力的任人宰割，鲜血渗透了它们的身体，一条弱小的生命，很容易的被毁灭了”。又如她对农村杀婴现象的特别关注：“当她呱呱坠地时，顽固的父母首先注意她的性别，如果知道它是一个丫头（皖村中称女儿为丫头），就很敏捷的把它掉在马桶里，倒入一飘冷水，然后盖上盖子，任她挣扎，窒息而死，这是多么的惨酷啊！”

    作者写作时还有着更重要的社会目的，那就是为了“在使后方的小朋友们知道战区中同胞的痛苦”，以及呼吁“全中国的人们，起来吧，救国的责任是负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吴先生当时只有13岁，但民国精英阶层的家国忧患和批判意识跃然纸上。正因如此，读者会跟随吴大年的眼光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一种共识性的力量来整合亿万民众，大量的人只有自我保全的智慧，车夫和客栈为了多挣一些而随市加价，发逃亡同胞的苦难财；火车“车廂里非但不能安静，似乎更是吵闹了，谈笑声，相骂声，互相杂作”。吴大年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如下的话：“我觉得这是我国人的一种劣根性，在危急的当儿，每个人还是只顾自己的舒适，没有顾到大众安全和幸福的观念；个人为重的心，牢牢地盘据了他们整个的脑海。”这都是对传统中国原子化社会的生动记述和思考，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民族反思。

    所有芸芸众生——包括千余万死去的军民和其他活下来的同胞——的苦难经历，其共性部分已铸成了纪念碑，而每个人的独特体验也必然以各种柔软的方式与国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达成了精神上的契合。类似《小难民自述》这样的作品不会直接融入进对抗战胜利的庆祝和阅兵里——它首先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和精神新生。

    （作者系解放军理工大学军教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