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古文学须略知地理

    要深入读懂古代文学作品，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甚至简直得如老话所说，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代之所谓“地理”同现在所说的地理学并不完全等同，但总有部分的重合，这里不去多说它了——至少要有一点常识，知道得更多更深入一些就更好。

    我有不少时间花在对付中古文学上面，其中比较头疼的问题之一就在地理方面，写文章的时候对那些很伤脑筋的地理麻烦，往往能回避则回避，或含糊言之，唯恐说错。这一段历史时期国家分裂，战争不断，行政区划变化多而且大，还有一个所谓侨州郡县问题——东晋把政权安顿在江南，许多原来住在中原的人，包括高门和普通老百姓跑到南方来，当局要给他们一块安身立命之地，同时还得满足他们对其北方故园的思念，表明总会有一天将打回老家去，去世的老人也终将正式安葬于故里——弄得头绪纷繁，理董不易。流传至今的史书虽然也有地理志一类的内容，但不容易读通，看来看去，模模糊糊的印象不少，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就觉得没有把握。据胡阿祥先生说，“集中记载三国两晋南朝政区传世习见文献的特点，可以用‘乱’‘错’‘简’‘散’四字概括，‘乱’如《宋书·州郡志》，‘错’如《晋书·地理志》，‘简’如《南齐书·州郡志》，‘散’如《隋书·地理志》中有关梁、陈政区的内容”，怪不得很难读通，很不容易得一要领。

    现在好了，两巨册、凡1730页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近已面世，这在他们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应是必读的基本著作；非专业的读者也许可以不必通读，只须查阅有关部分，即可获得许多言之有据的新知，解决自己不甚了了或一向迷糊的问题。

    举两个我有切身体会的例子来看。

    其一，关于曹植的诗《赠白马王彪》。按诗前小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这一组诗很有名，文学史一般均列为重点，许多选本、辞典里也都会讲到，研究应该说是比较深入了，但仍然有些不大清楚的地方。最为费解的是，当黄初四年（223）曹植写此诗时，他赠诗的对象、其异母弟曹彪的头衔并非白马王，而是吴王，这一点在《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的曹彪部分说得非常明确；可是曹魏政权的版图里却又并没有吴郡或吴县，曹彪黄初三年封吴王，黄初五年改封寿春县，到黄初七年又徙封白马。诗题中称曹彪为白马王应当不是曹植本来的提法而是后来被什么人改动过或新加上的。

    关于此事，我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推测，说是：“曹彪的封地当在吴郡，而曹魏的实际属地并无此地（所以在曹彪的前后从未有人被封过吴王），大约是分封诸王时因为地名不够用了，遂临时虚拟了这么一个地名，侨寄于东南方向的某地（此举对后来东晋之设置侨郡当有启发），不久就被撤销了——所以后来为曹植此诗安排标题时，就不便说成‘吴王彪’，于是干脆用曹彪稍后的头衔‘白马王’来称呼他。”（《曹植札记二题》，《书品》2013年第2辑）不敢确认，只说“大约”，而心里总有点惴惴。近日读新近入手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优先考查此事，看到这样一段——

    遥领与虚封在三国最为盛行……三国之曹魏、蜀汉、孙吴三家尤其是汉、吴两家，遥领与虚封甚多……曹魏有益州刺史杨阜、黄权，平州刺史田豫，扬州牧曹休，交州牧孙壹，丹阳太守蒋济，吴王曹彪、阆中侯张鲁、吴侯孙壹、浈阳子司马圭……（上册，第76页）

    实际上并未占有或控制其地，它在对立一方的手中，却一厢情愿地安排了有关的官职和爵位，原来在当时颇为盛行，远不限于一个吴王曹彪而已。看来这决不单是一个地名不够用的问题，而是当时鼎足而立的三方皆乐此不疲的的一种精神胜利法，其中包含着很值得研究一番的分裂时代的历史文化心理，其意若曰：这一块地方早晚是我们的。

    例证其二，我在一本断代文学史中关于竹林七贤的由来写道——

    最早记载七贤林下之游的文献大约出于东晋史家孙盛（302～373）之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按“南”字当作“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七贤中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梯队三人，第二梯队四人：“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这七位年龄很不等……（《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凤凰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268页）

    这里之所以将《魏氏春秋》中“河南向秀”校改为“河内向秀”，主要的依据是接下来引用的《世说新语·任诞》；同时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当时只有河内郡，没有河南郡（有河南县）；这里介绍七贤，都只说是哪个郡的人——那时郡是最重要的行政单位，史书介绍某人，总是说他是何郡人也，上一层的州和下一级的县都可说可不说。所以后来也只讲究“郡望”，而州、县不与焉。我只有这么一点地理常识；至于当时与七贤有关的中原一带郡县的详细情况，心中若明若暗，也没有力量去深究。

    《三国志》一书中没有地理志，要通过其他史书去辗转了解，比较麻烦；这回读到此书中的第十三编第四章第一节有《曹魏黄初二年（221）的州郡诸县》，以下又有以景初三年（239）、景元三年（262）为断限的州郡诸县清单，十分高兴。在这些时间节点上曹魏政权辖下有哪些州，其下又分别有哪些郡、县，非常分明，稍一翻检，一目了然。如果早点读到此书，可以省却我许多查书的功夫，也减少种种的不放心。

    本书的三位作者分别是六0后、七0后和八0后，皆在治学的妙龄。这样的梯队告诉人们，历史地理的研究人才辈出，非常厉害，也非常令人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