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迁都”之谋划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抗战大迁移”丛书，共五本：唐润明：《衣冠西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迁》；张守广：《筚路蓝缕——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孟国祥：《烽火薪穿——抗战时期的文博机构迁移》；王红曼：《伏线千里——抗战时期的金融机构迁移》；常云平、刘力：《举国征戍——抗战时期的难民迁移》。

    南宋以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民国建立，孙中山、蒋介石先后定都南京，政治中心也自北京转到南方。然而，东南一带濒海，有与海外交通、习染欧风美雨之利，繁荣富庶，人丁丛衍。然而，利弊相生，东南一带地势平坦，不是能攻易守之地。近代和古代不同，古代中国的外敌大多来自北方，而近代中国的外敌则大都来自海上。这样，东南地区地理上的优势便转化为军事上的劣势，一旦外敌入侵，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政治中心的南京等地便立即暴露于敌人的炮口之下。南京，一向以龙盘虎踞著称，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判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南京不是可战之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于次年1月进攻上海闸北，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当时，中国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就曾考虑“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问题，认为“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两天后，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但是，洛阳虽处于中国中心，但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战时首都。12月1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迁都，只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的转移。1934年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向会议提出《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其中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其集中于海口；道路、航路之开辟，尤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这一方案的提出，表明当时国民党领导人在设计经济建设计划时，已经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需要，并且考虑到向西部发展的问题。因此，蒋介石在为自己规定当年任务时，即列入“专心建设西南”一项。1935年2月，他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同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1936年6月，蒋介石对来华的英国经济学家李滋罗斯表示：“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一谈话表明，在蒋介石心中，其抗日计划已经非常明晰。同年9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集中对倭”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中日之间的“调整国交”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态度强硬，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指示冯玉祥、程潜、朱培德等人拟具抗战方案，首先进攻上海日军，指示孔祥熙将上海的现银、钞票等迅速转移到南昌等地，指示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备。这就表明，差不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一年，国民党、国民政府已经有了迁移的准备和计划。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以淞沪抗战。日军以28万人之众，动用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五百余架，坦克三百余辆，大举进犯。中国军队以落后的武器和血肉之躯英勇抵抗，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随迁。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谴责日军“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宣言》表示：“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在此前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多年来，当年的参与者和有心人为保留、记录这段历史做了不少工作，留下了不少资料，但是，研究和叙述这一段历史的著作还寥若晨星，许多通史性的著作对此或语焉不详，或草率带过。现在唐润明、孟守常等先生的这五本书，以丰富的资料，全面、深入、翔实地叙述了抗战时期，自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教育团体以至广大民众的迁移史、流亡史，评述了这一迁移在粉碎日寇速战速决阴谋，保存和发展抗战实力，建设西南后方，夺取最后胜利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这就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的一段重要空白，是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值得庆贺。

    2015年5月写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