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地方那个人

    友人问我：“说到一座城市，你能仿照电视抢答，立马带出某个人吗？”颇觉新鲜，答应试试看。

    “开始啊——太原”，他双眉一扬。我脱口而出：“韩石山。”太原熟人中，韩石山结识算晚，舞文弄墨，动如脱兔，叫人仰慕，便在心中占了头把交椅。

    好像同情我对老韩恨爱交加，朋友做出躲开的架势：“换个地儿——北京。”京城浩瀚无比，不经条块的细化，猛不丁，只有张口结舌，很难一下说出“某个”人来。朋友不纠缠：“奔你老家——成都。”蓉城老过客，乡亲一大堆，这会儿人多嘴挤，令人一时语塞。见我两度卡壳，朋友得意，思路乱窜：“珠海。”我不假思索：“李更。”

    这个名字仿佛早就等在那里。知道李更之前，先认识其父李建纲。1983年初夏，一伙人观山看水，我忝列其中，重庆登游轮，奉节换汽车，巫溪乘两头尖尖柳叶舟，漂罢大宁河小三峡，巫山再上船。此行蜀地境内，写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成都周作家，谦和低调，但沿途诸县，凡座谈、用餐，皆被主家拥上首座。位居次席的，竟是我故乡达州一杨姓作家。礼遇面前，小杨诚惶诚恐，但身不由已，因他一部小说，正在堂堂省委机关报连载。而写出《美食家》的苏州陆作家，写出《陈奂生上城》的南京高作家，写出《丹心谱》的北京苏作家等人，则一路郁郁寡欢，似有冷遇之怨。待船抵武汉，湖北省作协的接风宴上，一扫川东雾气，个个还阳成容光焕发座上宾。端杯敬客的主人，正是英俊、干练的李建纲。多年过去，远方飘来《斯德哥尔摩之旅》、《瑞典美人》两部书。方知建纲退休后旅居瑞典，运笔行文，撇尽走马观花的浮泛，以窥其堂奥的新角度，描摹出北欧世事民情老根底。

    我与李更，神交已久，五年前珠海初次谋面。不如他爸高、不如他爸帅的李更，服务一家报社，已然老资格。不巧的是，有与他平辈的，早混出众星捧月；有比他年少的，亦成为顶头上司。一般人摊上如此境地，难免羞愤攻心，再升华为怀才不遇、遇人不淑，那就日月无光、度日如年了。然李更的心平气和，来自骨子里。他的知足是，报社给了我副刊的版面，一给几大块，一给好多年，在这流行取缔副刊的时代，已属奇迹。何谓信任与器重？何谓机遇与平台？活生生，这就是。李更不习惯单纯视职业为饭碗，安常处顺，静寂从容，将手中几块副刊园子，侍弄得夏有清凉，冬有温润，春花艳艳，秋实累累。

    报纸副刊命蹇时乖，常叫人心下戚戚。如今副刊文章的写家、编辑、看客，表面自得其乐，实际是与时宜较劲儿。打开一份报纸，时政要闻、经典言论自是庄重无比，而能藉别一种轻松，传递一点点社会良知的，玩味一点点大众情趣的，往往是副刊。善待副刊的报章，苦心经营的编者，理应受到致敬。

    珠海勾留期间，李更陪我去城北唐家湾，该镇有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的故居。老房子中东看西瞧，忘了什么由头扯到“文物问题”。李更告我，除去专业人士，眼下触碰文物者，不外三套路数。一是家有闲钱，喜爱收藏；二是不忍独享，开馆纳客；三是染手古货，呼号抢救。三类人中，最末一流，殊为讨嫌，暗藏心机，满口伪辞。但世人亦不傻，看穿其十个有十个皆为文物贩子。但凡举家上阵、设庙造神之徒，张罗的就是大买卖了。

    又一日，进得李更家，几屋墙上的画作，全出自主人之手。一一端详过去，一小幅一小幅的水墨，都是他一小朵一小朵的思绪。尺幅间构图与意境绝无雷同，超越不少名流重复涂抹的俗物。我暗叫兄弟，万不可随意送人哟，不定某年某月，便有慧眼识珠的知音，提着钞票缠上门来。我于文物外行，折服李更的观察与判断，只点头而不称是。此刻，于绘画同样外行的我，惊异李更的线条与色彩，仍只点头而不多嘴。

    我对李更给过建议的，唯有他的写作。有回提醒说，勿将少年记忆全盘搬出，因彼时年纪尚轻，识人辨物，常常有失分寸。我更多时候，打心眼儿里欢喜李更差遣文字的放达无羁。头年刊发他一篇稿子，实在按捺不住，遂假“责编”之名，在文前写下一段话：“李更于作家协会院里长大，记性好，知晓不少文坛的花花草草。十几岁即有稿费进账，算得年轻的老江湖。小伙子论人说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喜欢一边打一边揉。人家痛处既被揭破，对曲意搔痒不会领情。好比驾车肇事，将人撞成摇钱树，与直接送进告别室，在人心叵测的情形下，哪种更省事？不消说，明白人都得不出糊涂的结论。”

    这一天，说到珠海，眼前顿时澄澈清明。第一时间，我不想到李更，又能想起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