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成果”

    我不是生在书香门第，睁眼即苇棚灰吊。我父祖均“斗大的字认不了半口袋”，是地道农民。我母亲是城里“下放”来的，城乡间念过几年“含金量”颇高的小学——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母亲几乎没有不认识的字儿——我们兄弟姐妹都惊叹。

    中年以后父亲开始觉悟，发现“文化太低”耽误事儿，于是一边督促我们好好念书，一边让母亲在农余“念书”——温热的土炕上，不知从哪儿淘弄来的几本《西游记》《水浒传》《保卫延安》等，翻来覆去地念，父亲和我们姐几个听。我喜欢读书或即源于此。

    少年时代，一边牧鹅一边躺在草地上读一本不知是捡来的还是借来的甚至还是偷来的缺头少尾的《红岩》。赶上下大雨，不用上学，偎在炕角翻看一本《新华字典》（1973年版）并记下一些美好的字词再伺机唐突地用到作文里（多被语文老师批红），是我多少有所用心的乡学时光。

    后来我考入省城念书，视野中的书陡然增多了——学校的、省城各新华书店（一般一区一设）的。学校让班级推选借书员，大家怕耽误学习都不愿干，我自报奋勇。偶尔，我也从父母口攒肚挪提供的为数不多的学费中挤出点儿钱在新华书店买本爱不释手的书。

    边阅读边摘抄，是我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和最大读学“特色”——一种“不动笔墨不读书”吧。1979年开始，至今36年，从能够读到、读懂的各种形式的文字上，在注重含义和语言结构的前提下，我摘抄——关于哲理、历史、文学、知识、趣味……的只言片语（难免或就是“不贤识小”），一种漫步海边偶拾那奇异的贝壳、卵石的感觉很深、很深……“禹闻善言则拜”（《孟子》），我见善言则抄。周康王说“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尚书》），我则“要、异”皆取——个别会有“取其宜于时者”（《汉书》）之考虑。于是，我有了一本经过整理已达30多万字的《漏万钞》——初直名曰《读摘》，后一度名《挂一钞》，遗憾于茫茫不得以读抄而此名；“钞”而不“抄”，求的是那一点点古意。

    “拾诵记辞，阖棺而止。”（《鹖冠子》）我这读抄事业不会中辍。我的《漏万钞》也不会束之高阁。

    我喜欢“历史”，参加工作后更是学非所用、“不务正业”地喜欢。后来工作和反腐败有点关系，我便“自找有乐”地斗胆地开始研究琢磨中国历史上的反腐，并选了一个比较狭窄的“题目”：清代，“康乾盛世”时期，廉能清正的、贪腐奸邪的人和事……再后来，我的第一本书《打造与状况——关于“康乾盛世”之官吏及“康乾盛世”》（40余万字，辽宁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期间，我买了全套《清史稿》《清通鉴》《清史编年》《清稗类钞》及中华书局全部已出“清代史料笔记”等若干有关清朝历史的书，都精细程度不同地阅读了。

    我的《打造与状况》，围绕“康乾盛世”展开有关朝廷和皇帝在官吏队伍的建设打造方面所作为所经营及实际效果和状况的叙事，以显扬廉能清正为主，兼及贪腐奸邪等等，又兼及“盛世”之若干细部；注重以“事实”说话，并虑及现实借鉴与警策。

    《打造与状况》自费而不卖；我送，单位干部、身边同事、各类同学、亲朋好友以及一些纪检、组织部门（自费邮寄），就算是一个具有一定忧患意识和乡愁情结的草根清史爱好者或准而又准之研究者对今之反腐倡廉大业的倾心奉献吧！

    从《周易》到《孟子》的“十三经”，从“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到“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再到“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华书局），我还购买、通读了大量古书古籍，领略圣贤风采，汲养前人思想，并有感而发。

    几年十几年来，我已积攒下了千余本书，已写下读书笔记读后感43万多字，有的篇章还曾幸在光明网、国学网等网站及《都市文化报·国学周刊》等报刊发表过。我的《读书·下笔》（暂名）也已结集编册，精力财力俱善时也准备付印。

    杜甫说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还说了：“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题柏学士茅屋》）下笔自然而然，富贵自不必说，如今读书固然已不分性别了，但量及质及方法还是要把握、坚持、讲究的。

    “不学墙面”（《尚书》），不读书不学习的人如同面前有堵墙——一无所视、难以进步。“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左传》）落，如秋叶般坠落，或落后、落伍。总之，不读不学，情况就会恶化。

    倪文节说：“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无少（稍）害者，惟读书。”长乐子曰：“人生至乐，莫如读书。”早在“批林批孔”时我就知道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今更知读学完全可以不以“颜如玉、千钟粟、黄金屋、车马多如簇”为目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我们这代人最早知道的寓意最深最准确也最形象最具文采的劝学励读名句，我们常常重彩手描其于书本扉页或醒目位置。读书，是爱读人之自重；学习，是求学者之自励。不读不学，人生便会在其他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觉地消逝。赵必瑑有词句可聊为共勉：“何怨何尤，自歌自笑，天要吾侪更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