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红”故事

    我很早就知道曹雪芹的《红楼梦》。大概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著、高续的《红楼梦》全本，那年我17岁，已经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了一年有余。图书馆的老丁知道我喜欢读书，就把新出版那部《红楼梦》优先借给我看。那时机关里读书风气很盛，我记得有两位比我年纪大一些二三十岁的同事，天一朦朦亮就到机关里在灯下读《资本论》或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教材》。我少不更事，白天上班有空无事时，抓紧时间读那部《红楼梦》。一天，被我们的秘书组长见到了，他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你在看《红楼梦》？”但没有说什么。他一直对我很好，过了两年力排众议支持我去考大学。后来一想，上班时间看小说似不对，就拿回宿舍晚上看。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上班有空，可看报纸或读革命理论书籍，但读小说是不行的，影响不好。何况我是“少读红楼”！

    不久，开始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我似懂非懂地读那些批判文章，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辑的三部书，即是《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红楼研究资料集刊》（初集和二集）三本，是内部出版的。新华书店到机关送书的同志特地给我留了一套，说这是专门供应机关图书馆的，见我喜欢《红楼梦》，特地给搞了一套，要不要！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现在有时翻翻发黄的这套书，看看那时批判俞平伯的文章，不少是出于名家之手，强拉硬扯，不禁哑然失笑。

    上世纪50年代初杭州解放路中山中路一带还有不少旧书店，因为喜欢读书，我这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每逢星期天常常是早上出门，沿着大街的南端，一家一家旧书店逛过去，一直逛到城站火车站为止，胡乱吃点东西。下午就从街的北端逛回来，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是如此，一直到1957年考上大学为止。那时旧书店里书真多，宋元旧本不敢说，明清版本我见过不少。那时读书少，见识浅，都失之交臂。现在回忆起来买了比较有价值的书，一部是清末白棉纸本的《石头记》，记得是王希廉的评本；另一部是清末香港出的一部石印竹纸本的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前几年和浙图的王巨安先生谈起，他的父亲王松泉是杭州旧书业界耆宿，高官如康生，文化人如郑振铎，凡到杭州若要买书，必找王松泉，阿英（钱杏邨）是他的好朋友。松泉阁我也常去。王先生的松泉阁里不仅买书，还卖书画，郑板桥的尺幅只有4万（新币4元）一张，我见到过，不懂，也没有想到买。现在想我那时有35元一月的工资，每月省出4元买郑板桥的一幅书画还是可能的，藏到现在岂不成了巨富？不过，我没有后悔，想起老子“祸福相倚”的名言，买了到“文革”时可能招致飞来横祸也不一定。

    我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我与中华古籍相伴六十年》，在《光明日报》、国家古籍中心的征文中得了个奖。有人可能会说，十年“文革”你也与古籍相伴？我说是的，主要是与《红楼梦》相伴。十年“文革”可读的书除了领袖的四卷雄文和副统帅写前言的“红宝书”和马列著作外，余者皆为封资修，皆在扫荡之列。后来传出领袖说的要“读点鲁迅”，又说《红楼梦》要读几遍以上的话。那时妻子在机关里工作，她单位里管资料室的那位女同事我也很熟。那时内部影印了几部《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记得有甲戌本、庚辰本，还有戚蓼生评本等，都是《红楼梦》成书过程的极重要的版本。就托妻子去借。开始那位女同志只同意借一册还一册，后来这几套书都搬到我家里来了，一搁就是几年，得以日夕摩挲翻阅。尽管50年代俞平伯遭到全国性批判和讨伐，我还是极佩服他的。读了甲戌本的影印本，我才知道俞先生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主要依据是出于此本的一条批注，由此可见版本的重要。

    “文革”以后我读到端木蕻良写的传记文学《曹雪芹》，端木先生不仅是位作家，对《红楼梦》也深有研究，他的《曹雪芹》可不是像现在有些人写传记那样胡编乱造的。在写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交游时，提到清初的一位文人与他的关系，我彼时正在读那人的笔记，我发现《曹雪芹》的书中讲到了两个重要故事的来源，正好出自那位学者的笔记，其中有渊源可寻找。我就给端木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了我的发现。他即时给我复信，说这个发现很重要，鼓励我写出文章来。我也想写，我藏了三四个《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资料也称全，但要写这篇文章我估计要什么事不干，专心读“红”及有关材料一年，方始写得出来。现在还做不到，每天都很忙。如今70多岁了，有生之年能否写出这篇文章？我也没把握。